弗洛伊德（Freud，1930，pp.38-39）说，我们穿戴技术时，就成为“冒牌的上帝”（prosthetic God）。他指出，车船、飞机、眼镜、照片，还有电话、文字等，都合力使我们成为“真正了不起”的人，即使我们不特别高兴，也不特别适应这种上帝般的地位。他这样说时想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了电子媒介的含义。
运输工具的方方面面，几乎像上帝一样无处不在，如上所见。但是，这些工具并不是无形无象的。我们的身体随着船在海上航行、随着飞机在空中飞翔。把我们带离这个行星的宇宙飞船也是这样的。就宇宙飞船载人和摄像机之类的通讯设备来说，人在运输方面取得的胜利，也成为传播的胜利。这是我们地球眼光和超越地球眼光的胜利。
阿波罗18号的月球之旅是关键的一刻。这并非是第一次月球之旅，然而是20世纪最后一次登月之旅。它在月球上的录像是彩色的、清晰的，比阿姆斯特朗乘阿波罗11号初次登月时发回的模糊的黑白图像要生动得多，清晰得多。在阿波罗18号的月球之旅途中，宇航员科尔南（Gene Cernan）和施密特（Jack Schmidt）曾经把高性能的摄像机对准地球。这一刻的重要意义引起了休斯敦控制室的注意：图像分辨率高、洞穿云雾，表现了活生生的地球形象，海岸线在云彩之下清晰可见。控制室里的人觉得，月球上的摄像机似乎正对他们看（见电视片《从地球到月球》［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第12集，1998）。他们处理的来自月球的形象，不仅包含了他们对这个形象的处理本身，而且包含了地球上发生的一切东西。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他们更加觉得自己像是上帝了。
麦克卢汉穷追这个送回地球的地外观点，直到其发轫期。他说，这是一个“劝说西方人肩负上帝使命的心态，地球卫星使地球成为一件艺术品。那个铝灰色的小球引起一种新的观点：把地球当作可以进行编程的东西”（With BrucePowers，1989，pp.97-98）。无论这个矛盾的形象是鲍尔斯提出的还是麦克卢汉原来就有的观点——艺术和编程并不能够友好并坐，没有人认为用数字作的画是艺术——它还是抓住了地外观点赋予我们的日益增长的控制力和责任（关于地球卫星和作为艺术的地球，见本书第十二章；关于数字地球，见第十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