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家族由武而文的转型代表元代一部分蒙古、色目等部族进入中原以后，接受儒道文化影响，认同中原文化的价值观的汉化过程。其实，这种转型是一个极其自然的过程，特定的地域和特定的生存方式产生特定文化形态，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农耕地带以后，原有的游牧文化形态不能适应新环境，这必然促使其接受更能和新环境、新生存方式适应的文化形态。儒道文化就是中原农耕文化的产物，经过上千年的积淀，其中积累了丰富的适应农耕环境的生存智慧，进入中原农耕地区的游牧部族几代以后认同新文化是一个极其自然的环境和生存适应过程。当然，这种对中原儒道文化的认同和转型不是在游牧部族中简单、均质地发生，不同部族、不同家族因所处不同地域和传统，其接受中原文化的程度是非常不同的。据萧启庆先生研究，元代四大蒙古家族中木华黎家汉化最深，赤老温家纳图儿一系至元中期后已汉化，博尔术、博尔忽两家全无汉化迹象。这种差别与各家族与汉地渊源深浅有关，木华黎家与汉地渊源最深，博尔术、博尔忽两家长期在草原地区活动，与汉地无密切关系。[89]赵氏家族不同时代、不同家系认同汉文化的程度也不一样，从名字上看，家族前两代达工、按竺迩都使用的汪古部族名字；第三代如黑梓（赵国宝）、铁木儿（赵国安），既有汪古或蒙古的名字，也用汉名；第四代赵世延（达察儿）、赵世荣（那怀），虽有蒙古或汪古名字，但基本用汉名；第五代，除嫁给汉族士大夫的赵鸾以外，基本都用蒙古或汪古名字。而且不同家系使用汉名的情况也不一样，国宝—世延一系较多使用汉名，而车里（阔里，徹里）一系基本不使用汉名。
同样，包弼德先生区分入主中原的民族政权“帝国政府对汉人制度及价值结构的采用”和“作为一个与汉人相异的族群的社会转化”[90]，即区分“政府的汉化”和“族群的汉化”，这种思路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草原民族对中原文化接受这一问题的不同层次。同时，游牧民族以统治者的身份进入中原，其话语强势是明显的，草原文化也影响了汉人、南人，元代大儒许衡之子许敬仁“颇尚朔气，习国语，乘怒必先以阿剌花剌等句叱人”[91]，许敬仁是汉人士大夫学习、使用蒙古语，认同蒙古文化的典型。双方的文化应该是一种双向互动的“涵化”（acculturation），这其中主要包含了蒙古、色目人的汉化和汉人的蒙古化两个取向，这两个取向从不同方向使草原游牧部族和中原农耕民族在很多层面上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