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尊奉儒、释、道，讲求三教融合是许多元代认同中原文化的蒙古、色目人的共同特点，这与某些将儒、道对立，强调醇正儒学的南方士大夫不同，如同为汪古人的马节、赵世延，陈垣先生指出他们是基督教世家转而好道的典型。赵世延在儒学和文化艺术上成就斐然，同时也深信道教，奉道是其家族门风。
《家庙碑》中特别突出书写赵氏先祖好生不杀、谦退不矜之风，其中称颂按竺迩：“□下恤民，所至捄殄戮，赎俘囚，辑降附，则所惠盖广矣。”《神道碑铭》也特别掂出保全郭蝦蟆幼子、不杀泾原叛卒两件事，突出其好生。其实，按竺迩征战陇蜀，摧坚拔寨，会文围剿，成都屠城，皆在军中，可谓杀人无数，惨绝人寰，《家庙碑》的谀辞基本不可信。《家庙碑》又言其谦退，“（按竺迩）开国之功，不后诸将，而略不满假，退然若无，所谓劳谦君子者与”，国宝招降番部，“初不自以为功，降羌爵命，返出其上，殷勤逊谢，益简帝心”。赞扬二人“为而弗有，有而弗恃”，此两句亦出于《道德经》。乃至《家庙碑》称其门风为“家膺于韬钤”，韬钤二字大致可以解为韬光养晦、渊默深藏，这都是道家推重的。赵氏祖先的谦退有其实迹，巩昌汪氏本为按竺迩所招降，然其后征战反在其麾下，未见其有计较。又如赵国宝之弟赵国安（阿巴直），赵国宝死时，以子赵世荣年幼，命其袭职，后还爵位于赵世荣，皇帝称赞：“人争而汝让，可以敦薄俗”[54]。这大概出于汪古人的忠诚质朴，未见得和道家有关，但在赵世延的想象中，这都源于道家的“韬钤”。把祖先塑造为好生谦退，此与赵世延本人的道教信仰有关。前面已言，家庙碑文、神道碑铭虽非赵氏亲为，但这类文体多出于委托人授意，符合委托人的价值观。赵世延自己在追述祖先业绩时就注重表达先人的善举阴德对子孙的福佑，如谈及先伯元帅撤里攻破云顶山，不攫取财物，唯取静应真人张天师石像回故里供养，“感念先伯平昔轻财急义，率类乎此，其泽被后人多矣”[55]。此种阴骘观念也与道教关系密切，为其内心一贯想法。赵世延晚年和光同尘，权臣燕铁木儿宴于其家，男女杂坐，名为鸳鸯会，赵世延听任之。[56]这其实也是道家处世的一种人生态度，虽然看似消极，但久经宦海险恶的赵世延深谙顺世韬晦的道家远祸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