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在辛亥革命以后相当沉寂的中国思想界激起轩然大波，许多方面成为研究者心目中划分传统与现代的界碑。然而，这场对于国人而言至关重要的“文化革命”，从世界范围来考察反应却相对平淡，既没有政治革命或社会风潮的轰动，更缺乏思想文化上的共鸣，以致研究者很少将目光投向这一方面。个别触及此事的论著又不免失之偏弊。本来新文化运动倡导输入新知，更新旧物，从西方引进一套近代理念，以取代传统规范，正是西洋人士长期以来千方百计所欲达到的精神目标。但此时恰值欧战兴起，天下大乱，欧洲中心观动摇，东方主义兴起，中国人所仰慕的新知，在彼邦已成旧物。而在国人奉为革新榜样的日本，风尚也由欧化转而国粹。除了与中国同病相怜的韩国知识界，东西列强国内各界关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是汉学家和少数报道中国问题的新闻记者，而且前者的态度较后者更为积极。新文化运动的要角胡适自称生平抱三个志愿，即提倡新文学、提倡思想改革和提倡整理国故[1]，这大体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三个主要方面。海外反响基本围绕这些方面展开。
[1] 《胡适日记》手稿本1930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