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关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是东邻日本。据亲历其事的桥川时雄说，日本最早介绍中国新文化运动动向的是《朝日新闻》的大西齐。[1]然而，尽管《朝日新闻》长期注意中国问题，目光主要还是集中于南北对立、军阀纷争、中外关系、利权归属等方面，至于文化运动，不仅报道极少，而且多少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积极发展对华文化交流的刺激，[2]显得有些被动应对。其他报刊的态度更加轻慢。《读卖新闻》发表驻上海记者所写《金瓶梅与中国的社会状态》，以《金瓶梅》人物影射时人，不时有与新文学相关的片断报道。[3]
个别进步人士的态度较为积极，以吉野作造为中心的黎明会，因为与李大钊及《每周评论》的密切关系，在支持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同时，注意到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1919年6月，吉野在《新人》杂志发表题为《关于北京大学学生风潮事件》的文章，除肯定五四运动的方向外，特别指出其背景为“两三年来，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统率之下，思想焕然一新，欧美之新空气遂极浓厚。最近新发行之杂志如《新青年》《新潮》尤极力鼓吹新思想、新文化，倡言‘文学革命’”。[4]1920年5月北京大学师生访日团在东京大学与该校“十七日会”联合举办演讲会，其间东大学生田民演说《中日文化之结合》，认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与日本新文化运动实有共通之点，应结合以图共进”。[5]吉野等人的关注重点在社会政治活动方面，由此顾及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作用。
堂堂正正地介绍和批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端之人，便是后来以研究中国近世戏曲史闻名于世的青木正儿。1920年，他在京都和小岛祐马、本田成之等人创刊《支那学》杂志，于第1—3号发表长篇论文《胡适を中心に涡いてある文学革命》，这是迄今所知国际学术界最早正面报道研究中国文学革命的论文。文章劈头就说：“中国文坛近年来革新趋势频频高涨，人称文学革命。概言之，即鼓吹白话文学。”该文详细介绍了从1917年《新青年》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到陈独秀响应，钱玄同、刘半农附和，与“王敬轩”论战，《新潮》继起，小说戏剧改良的全过程，涉及文学革命的各方面。同期书评栏还刊登了青木为胡适的《尝试集》所写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