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各国虽然同属儒教文化圈，在近代世界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却截然不同，因而对于国际思潮变化的反应各异。如果说青木重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日本尚属例外，朝鲜知识界对此则有相当普遍的共鸣。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前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也出现了建设本国新文化的呼声。1920年6月创刊的《开辟》杂志，以开新纪元，创新时代，养新人物为宗旨，于当年10月出版的第4号发表主编李敦化的署名文章《朝鲜新文化建设方案》，提出分鼓吹知识、普及教育、改良农村、都市中心、科学专家、思想统一等六个阶段，实现新文化建设。而中国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势必为其所关注。该刊第5～8号连续译载青木正儿的《以胡适为中心的中国文学革命》，译者梁白华，名建植，字菊如，号杏村洞人，是当时朝鲜十分活跃的汉文学研究者。早在1917年11月，他就在《每日申报》撰文《关于支那的小说及戏曲》，指出：
研究外国文学的目的在于有利于发达本国文学，支那文学输入朝鲜三千余年以来，给予极大影响，深深扎根，故不解支那文学，不能于我国文学有一知半解。况且支那文学具有一种特性，于世界文坛大放异彩。支那为东洋文化源泉，思想郁然磅礴，词华灿然焕发，合北方沉郁朴茂与南方横逸幽艳成一雄浑壮大的支那文学，浸及于朝鲜、日本。
该文在概述元明清小说戏曲发展简史及其对朝鲜的影响后，指出小说戏曲具有平民文学性质，希望与正在输入的西洋文学融贯调和。[1]他翻译青木的文章，正是想借鉴中国的文学革命，以创建朝鲜的新文学。
1920年12月，《开辟》社致函胡适，寄赠已出各卷外，还请胡适为新年号题辞。胡适从留学时代起就关心亡国的朝鲜同学，与金铉九交友，对其境遇充满同情，常以无力支持帮助为憾，曾自责道：“韩人对于吾国期望甚切，今我自顾且不暇，负韩人矣。”[2]他接信后，即于12月19日题写“祝《开辟》的发展”，并复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