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思想文化界潮流动向截然相反。欧洲“一般学者颇厌弃西方物质文明，倾慕东方精神文明”。[1]当时中国留德学生描述：“德国思想界，有两大潮流，一为新派，一为旧派。所谓新派，大都出自言哲学美术与诗学者，彼辈自欧战后，大感欧洲文化之不足，而思采纳东方文化，以济其穷，于是言孔子、释迦哲学者，皆大为社会所尊重，如凯热几林，如尉礼贤，如史奔格列儿，皆其例也。所谓旧派者，仍尊崇自然科学万能，不为时潮所动摇，……此两大潮流中，新派极占势力，所谓旧派者，几无声息。此种现象，与吾国适反。我国言新者大都以驳斥孔子为能，而在德国，则深以能知孔子哲学为幸，甚至以辜鸿铭为欧洲之救星。可见天下学问，其价值极为相对，合乎当时之人心，则价值便高，反乎当时之人心，其价值便低。今日国内盛称之杜威、罗素，安知几年后，其学问不为人所吐弃，而奉之者俨如上帝，此亦未免太过矣。”[2]
中西思想界倾向迥异，在对法国汉学泰斗沙畹（E.Chavannes）逝世的反应上突出显现。1918年1月，正当盛年的沙畹不堪战争环境的严峻以及友人被难的刺激，52岁即溘然长逝，“东西人士，哀悼不置，傅增湘氏之唁函，尤为悲恻”。法国驻华公使柏卜到北京大学演讲，北大专门请其介绍沙畹的学行。柏卜一面称赞沙畹“学极淹博，性尤谦逊，在欧洲一生精于演讲贵国历史美术文学，宣扬贵国名誉不遗余力”，一面感叹“具有首倡此项演说资格”的沙畹“天夺其寿，实我中法两国之不幸也”，希望众多法国人士“步其遗尘，时来贵校交换智识，及贵国多数学生前往巴黎暨法国各省大学，研究学问”。[3]而当时正为推陈出新大造舆论的《新青年》，却对国粹派趁机鼓吹“东学西渐”大为不满。署名“冰弦”（梁襄武）的《蔗渣谭》一文，为了反对国粹派引沙畹的“东学瘾”之深以自重，对沙氏不免出言不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