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要把“文明”应用到社会上去，一方面改造堕落的现代社会，一方面提高民族的国际地位。二者本来相辅相成。“但是外国人因为不了解中国古代的文明，只看见中国现代的社会，遂以为现代堕落的社会，便是中国文明的结晶，因而对于中国民族存一种轻视之心。近来吾国文化运动虽十分热闹，但是在欧洲人看来，亦不过是抄袭欧洲学说，小儿开始学步罢了，还不能减少他们轻视的程度。”[1]新文化运动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整理国故三方面，其中思想改革只在朝鲜引起普遍反响，在日本得到个别回应，在欧美则很少共鸣。胡适游历欧美、日本期间反复以《中国的文艺复兴》为题公开发表演讲，都旨在引起关注同情，否则新文化运动缺少必要的国际支撑。文学革命的反响虽较为广泛，评价则很不一致。一般是肯定文学革命的趋向，而批评其重形式轻内容的弊端。至于整理国故，虽然也有京都学派从方法上表示怀疑，大都基本积极评价所取得的成绩和发展的方向。这与新文化运动在国内的反应刚好相反。
思想文化运动多由社会现实问题生成，东西方均无例外，社会现实有别，精神取向自然有异。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中心观动摇和东方主义盛行的背景，国际汉学界对于以批判反对固有传统文化为主导的新文化运动的简单化倾向异议甚多，因为他们不仅从研究以传统为主的中国文化过程中进一步认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而且试图从东方传统文化寻求补救西方近代文化弊病的灵丹妙药。同时，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前景，又抱有一定的期望，视为中国近代文艺复兴的重要体现。就汉学界本身的学术思想准备而言，封闭论与停滞论曾是欧洲传统中国观的典型观念，经过巴黎学派领袖沙畹等人的艰辛努力，这一陋见根本转变。伯希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