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金石古物学而无考古学,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学术正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新国学”的兴起关系密切。因为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考古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这一特性的制约,除了与地质学及古生物学联系紧密的史前人类考古,主要还在补证文献记载的历史。就机构组织而言,其渊源脉络有三,一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考古学研究室;一是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科;一是农商部的中国地质调查所。后者偏重于史前考古,北大、清华则更为注重文明史考古。从外部影响看,大体上北大与日本交往多,清华与美国关系深,地质调查所则与欧洲联系广。三者的起步略有早晚,后来的作用则相去甚远,尤其是北大国学门的考古学研究室,作为中国乃至东亚最早的专门考古学独立机构,其影响与这一地位很不相称。关键之一,当是与外部联系的成败得失,而中日双方合组的东方考古学协会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利益目的不一,有关此事的原委始末,当事各方后来的回忆固然不少隐辞,当时的记载也不无讳饰。作为典型个案,它集中反映了那一时期关系复杂的中日学术界频繁交往的表面所掩饰的种种内情。比勘各种资料,不仅可以澄清史实,更能进而探讨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