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治学求通，即以史而论，上自魏晋，下迄明清，均有深入而精当的论述。其“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原因甚多。有心超越前贤及同辈，个人训练不在上古文字，均为要因。最关键的，还在他认为上古史料遗留不足，难以坐实。至于不治晚清历史，则是要避免感情牵连，立论不公。不过，陈家祖孙几代，与一部近代中国史渊源深广，其论人论事，不免时常涉及有关史实。陈寅恪晚年亲撰《寒柳堂记梦》，欲以“家史而兼信史”，更被视为“已改变往昔不研究晚清政局之初衷，决心在晚年亲自着手阐明所知晚清史事真相，自信已能‘排除恩怨毁誉’，作出经得起审查的公正论述，以存信史而待后之识者”。[1]尤其重要的是，探究陈寅恪与近代史研究的关系，有助于深入理解和把握其晚年学术思想与方法的发展，为学术研究特别是近代史研究开辟新的境界。
[1]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自序》，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