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王国维衷心佩服，在于后者的学问并世无双，其实两人在阅历、交游、政见、性格、处世、治学等方面，相去甚远。胡适积极输入西洋文明，王国维则认为西洋人过度提倡欲望，“必至破坏毁灭”。[1]王对北京大学的新潮学风不以为然，始终消极应付北大一厢情愿的积极争取，不欲与之有所接近，“以远近之间处之”。[2]而胡适正是北大风气的重要代表。但胡、王之间极少正面冲突，对于戴震哲学的分歧已是例外，责任还不一定由胡来负。因为他已经事先就此与王国维交换过看法。他避开《水经注》案谈戴震，除学术本身的制约外，不公开牴牾王当是顾忌的因素。
胡适对王国维的敬重一直持续到其身后，尽管他有时也善意地指出王早期关于词曲研究中的某些小错误。但是从1934年起，他开始挑剔起王国维的学问来了。他在评议郭沫若《谥法之起源》时，批评“今日学者之过于大胆，敢用未认得的金文来做证据”，顺手将王国维牵出，认为其“用不全认得的古器文字之方法似尚有可议耳”。[3]1935年又对他人比较自己的著述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表示异议，认为不应太重相同之点，强调自己的看法是历史的，而王是艺术的，王的“境界”说以及“隔与不隔”，不如自己的“意境”说和“深入而浅出”讲得清楚。[4]1943年重审《水经注》案前，胡适欲以王国维著《博士考》一文研究汉代经学变迁，“偶一下手，始知谨严如王静安先生，亦不能完全依赖”！[5]重审该案后，胡适对王国维的批评似有日益增多之势，遣词用字也时有过当甚至逸出情理处。如1944年2月1日他致函王重民，用“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形容戴案缘起，将王国维打入“吠声”之列，以致引起王重民的不安。虽然胡适本人曾颇费踌躇，搁置数日才寄出，但善于文辞如彼，若心平气和，找到恰当词汇当不是难事。[6]如此一反常态，令人怀疑胡适自己也动了正谊之气。而动气的缘由，显然不是220年前的戴震，甚至不是20年前的纪念戴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