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旨趣》的结尾处，傅斯年喊出了当时中国新进学术界的共同心声：“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与国际汉学界争胜的心愿，不仅傅斯年有，胡适、陈垣、李济乃至陈寅恪，都不同程度地蕴藏胸中。胡适提倡“整理国故”，实际上就是“要照着西方‘汉学家’与受西方‘汉学’影响的日本‘支那学家’的研究方法和范围去作研究”。[1]傅斯年的主张，是这一精神的发展或自然延伸。只是依照傅斯年的一贯做法，使之进一步极端或彻底。
傅斯年本来也疑古，因为要超越顾颉刚的史学王国，不肯真的向顾称臣，在归国前后的短短一两年间苦心孤诣，另辟蹊径。他虽然在德国留学，学过一点语言学课程，却无成绩[2]，又少读兰克（Leopold von Ranke）著作，所得到的思想资源，还不如当时国际汉学之都的法国巴黎学派影响更大。所以顾颉刚后来说：“傅在欧久，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角胜。”[3]
傅斯年将语言学与历史学并举，钱穆认为“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无此根据。即在西方，亦仅德国某一派之主张”。[4]其实傅斯年的想法或许来自德国，其心目中的典范还在法国。此时欧洲汉学及东方学正是语文学派占据主导，中国学者的目光所集也在于此。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时，就刊登了王国维1919年翻译的伯希和1911年就任法兰西学院中亚语史学讲座时的讲演词《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王国维称此文“实举近年东方语学文学史学研究之成绩，而以一篇括之”。伯氏明确指出由于古物学和古语学的复兴，改变了原来考中亚史事仅据典籍的状况，因而取得长足进展。[5]胡适称赞“此文甚好”，并为之加上标点。前此胡适因为钢和泰的关系，已经建议北京大学注意东方语学，以便与国际东方学界加强联系。[6]傅斯年反对“国学”、“汉学”的概念而主张“东方学”，自然会将语言学与历史学相并举。此后傅斯年很少提到兰克的名字，对伯希和以及另一位巴黎学派大家、瑞典的高本汉（Karlgren）则推崇备至。[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