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炎学派失势后，跃居主流的胡适、傅斯年一派与非主流派的矛盾仍然延续，而与钱穆的分歧颇具代表性。钱穆于20世纪30年代即不满于专尚考据的学风，有意调和汉宋，主张“非碎无以立通”和“义理自故实出”。[1]抗战期间，钱穆等人试图扭转“考据风尚的畸形发展”，1941年4月，钱穆应邀在江苏同乡会演讲“我所提倡的一种读书方法”，批评“现在人太注意专门学问，要做专家。事实上，通人之学尤其重要。做通人的读书方法，要读全书，不可割裂破碎，只注意某一方面；要能欣赏领会，与作者精神互起共鸣；要读各方面高标准的书，不要随便乱读。……读一书，不要预存功利心，久了自然有益”。[2]他邀请蒙思明到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讲演“史学方法在史学上的地位”，并要其将讲稿写出，改题“考据在史学上的地位”，交由《责善》半月刊发表。蒙文批评近数十年来学术界以考据为“史学的正宗”和“唯一的内容”，分析了考据风尚压倒一切的原因，指出清代朴学和近代欧洲考据之盛的背景得失，强调考据不能独当史学重任，而且考据必须历史哲学的领导、有博大鸿阔的学识以及有实用价值。总之，“需要有目的的考据，更精密的考据学，具特识的考据家。否则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鸿愿，永远是一个鸿愿而已”。[3]
与钱穆志同道合者还有张荫麟、张其昀、陈梦家等人。尤其是张荫麟，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与钱穆相识于北平，“共有志为通史之学”。张荫麟逝世后，钱穆等人借悼念之机，再度提出“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的问题，他们显然认为史语所式的道路并不能成就新史学，能够完成新史学的新史学家，必须具备：一、于世事现实有极恳切之关怀；二、明于察往，勇于迎来，不拘拘于世事现实；三、于天界物界人界诸凡世间诸事相各科学智识有相当晓了；具哲学头脑，能融会贯通时空诸事态相互间之经纬条理。张荫麟“博通中西文哲诸科，学既博洽，而复关怀时事，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止。然则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4]推崇张荫麟决非仅仅为故人说好话，用意在于标明自己的为学之道，破主流派对新史学的主导，并且另立新史学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