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1933年12月陈寅恪阅岑仲勉论著后复陈垣函，中有“此君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1]一节，百思不得其解。以为仅仅推崇陈垣，则不免以偏概全之嫌，似与近代学术本相不合，终不能释然。陈寅恪赋诗说话作文，往往九曲回肠，周折复杂，且好仿比兴法，将“为时而著”、“为事而发”[2]的本意隐于其中。若照字面直释，容易误会曲解。如审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报告，通行解释与作者原意相去甚远。非以彼之道还诸彼身，即解今典以通语境的了解同情，不能达“虽不中亦不远”的境地。偶读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关于北京学术界内情的记述，忽有所悟，知此议论实与近代中国学术的地域流派变迁关系甚大，继而证以中外学人的记载和其他相关资料，彼此贯通，于是事实之本相显现，而作者之寓意可通。
[1]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377页。
[2] 《与元九书》，顾学颉校注：《白居易集》第3册，96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王国维、陈垣、陈寅恪均有不议论臧否人物之誉，实则王在罗振玉面前无人不加褒贬，陈垣亦偶有一二影射之语。近代学者，罕用西式的公开学术批评，评论人物的学行，往往在二三知己之间，且多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