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评语中关键概念有四，即粤人、南学、江淮与黄河流域。中外学者多已指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区域变化，中国的文化学术重心，有自北而南转移的趋势。日本京都学派主帅之一的内藤虎次郎所谓文化中心流动说，认为明以后文化中心在江浙一带，海通以还，将移到广东。[1]此说表面似与陈寅恪语相印证，尤其在思想方面，但就学术而言，个中大有曲折。
清代学术，朝廷虽坚持理学正宗，学者则独重朴学，且奉考据为正统，其余皆附庸。但以地域论，朴学重心在于江淮，其他各省，或仍宗理学心学，如江西、河南，“能为汉学者少”[2]，或文风不盛，难以言学术。所以梁启超有“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三省所独占”[3]的评语。据注重清学的吉川幸次郎估计，依出生地而言，清朝学者十之八九产于苏、浙、皖三省，其他各省如直隶、山东、湖南、福建、广东、贵州等合计，比例也极低。[4]阮元督粤，创学海堂，引朴学入粤，主张折中统一汉宋，对广东文化发展，影响极大。道咸以降，粤学骤盛。清末民初，广东藏书蔚然成风，即其流风余韵。今人苏精编《近代藏书三十家》（《传记文学》丛刊之72，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所录江苏11人，浙江8人，福建2人（其中郑振铎生于浙江），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安徽各1人，而广东有4人，位居第三。不过，就学术贡献而言，学海堂的成就尚不足观。梁启超虽然说清中叶后“江浙衰而粤转盛”，但粤人治学足以“名家者无一焉”。[5]如“东塾弟子遍粤中，各得其一体，无甚杰出者”。[6]民初修《清史》，广泛征求各省入儒林、文苑人选，广东人承认“敝省著述自远不及大江南北”，所举“乡评极确，列入儒林而无愧”的“笃行朴学之士”，不过5人，另附算学1人，加上附传及入文宛者，总共提出8人，其中宋学家3人，兼采汉宋家1人，算学邹伯奇还在可收可不收之列。[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