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泛称江淮，一则历史上浙西本不限于当时的浙境，二则晚清浙学泛及江南，三则不欲显露讥评时人之旨，而另一重深意，当隐指非浙籍的其余北大派人士，特别是胡适一流。这里的北大派，并非在北大任教或由北大出身者的全体概称，而是如今关寿麿所划分，主张结合清代考证学余流与西洋诸学，提倡白话文的新文化派。正如不能将所有在北京教育界和北大任教的浙江人都视为某籍某系，同是浙籍的叶瀚、陈汉章便不在其列一样，不少北大教师还是非北大甚至反北大派。张尔田便有意划清界限：“民国以后，主讲北京大学，而所谓赫赫有声之北大派，仆亦未尝有所附丽。凡我同好，如黄诲闻诸公，皆可为我证明此言。”[1]面对北大日益趋新，他主张坚固团体，以求自保。[2]
自蔡元培接掌北大起，文科就有新旧两派之分，新派以陈独秀为首，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主干，旧派以刘师培为首，与黄侃、马叙伦结合，并得到附属该校的国史编纂处屠寄、张相文等人的同情，朱希祖的主张介乎二派之间，行动则与新派关系较多。[3]新派的阵地，原在改为同人杂志的《新青年》，向社会宣传鼓吹新文化，在北大内部，则进行宗旨课程的改革更新。在这两方面，胡适不仅是外来户，而且是迟到者。早在他入北大前，“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4]1919年陈独秀在汤尔和、沈尹默等人的极力排挤之下，被迫离开北大，胡适无形中成为新派的重用代表。他进北大主要是陈独秀援引[5]，陈去势孤，校内外两方面事业的主要合作者都是浙籍章系，双方既有不少共识，又存在复杂的人事纠葛。
原来浙人把持之事，远不止于文史两系，更关乎整个北大行政。1923年度北大共有教职员286人，其中浙江籍67人，占1/4，居首位。其余依次为直隶55人，江苏48人，广东27人，安徽20人，湖北18人，江西11人，福建、湖南各9人，四川、山东各5人，河南4人，广西、山西各2人，陕西、贵州、甘肃、奉天各1人[6]。早期浙人包围蔡元培，旁观者就讥笑怒骂，如钱玄同常到蔡元培处，被讥为“阿世”。[7]在此期间，先后于北大行政举足轻重的汤尔和、蒋梦麟等人，常在人事安排方面党同伐异，被指为“浙派之植党揽权”。此外，沈尹默是所谓北大“法国文化派”要员，和李石曾、顾孟余等“结党把持”，与胡适对抗。胡适则逐渐培植自己的人脉，即后来鲁迅所谓“现代评论派”，形成“法日派”与“英美派”抗衡竞争的态势。到1926年，据说“北大教职员会，李派与胡适之派人数平均”。[8]胡适自称：“我对尹默，始终开诚待他，从来不计较他的诡计，而尹默的诡计后来终于毁了自己。”[9]陈源和鲁迅的冲突，背后即有浙、胡两派矛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