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帝曹丕在谈及文学的社会价值时曾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看似强调得很厉害，但观其《典论·论文》，主要篇幅却是用来阐述文学的个体价值的。这自是由于汉魏之际，文学已开始走向自觉——从两汉工具主义文学观中解放出来的缘故。所以真正看重文学社会价值的是汉儒，这集中表现于《毛诗序》中。
《毛诗序》论诗之社会价值可从下列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解诗，即对《诗三百》的意旨之阐释，其阐释过程不是客观寻义式的文本解读，而是一种主观性极强的价值赋予。其论《关雎》云：“《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此言《关雎》借赞美“后妃之德”而教化天下，为夫妇立法则。这无疑是一种价值赋予。又论“二南”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同样是赋予诗以它原本所不具有的社会价值。其论诗之“六义”“四始”都完全是同样的路子。
第二，正面论述诗之功用。其云：“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教，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段话的逻辑是这样的：诗发生于人之情，情有所动然后发而为诗。人之情又系于社会兴衰治乱，故治世有治世之音，乱世有乱世之音，亡国有亡国之音。由于诗反映了社会政治状况，故而它反过来又有决定社会兴衰治乱的功能，先王即借诗的这种功能来进行人伦教化、移风易俗。我们不难看出，这种逻辑是不通的。诗能反映一个时代的兴衰治乱，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说它因此而能反过来决定国家的兴衰治乱就毫无根据了。在《毛诗序》这里，结果又反过来被看成了原因，犯了由因及果，又由果及因的循环论证错误。这种逻辑错误反映了汉儒的一种潜动机或政治无意识：由于他们是文化的承担者，故而就过分夸大了文化对社会现实的影响力，从根本上说，这还是士人救世意识和成为社会价值体系建构者之动机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