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纵向的历史进程来看，中国古代的士人阶层有一套独特的思想观念、人格追求和社会理想。先秦诸子开其端，历代士人承其续，代代相传，延绵不绝。这是中国精神文化的主流，是文化的生命，正是它们塑造了中国人的文化性格。中国古代文学价值观正是这种文化性格的升华。但从横向的社会状态来看，则不同时代士人文化又有不同表现形式。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具体制约着这股文化之流的方向和流速，文学价值观也随之呈现不同面貌。在社会经济、政治状况与文化之流中间有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那便是士人的社会心理。社会状况决定着士人的社会心理，士人社会心理又制约着文化流向，文化流向再呈现为文学价值观，在特定文学价值观指导下的文学创作又反过来满足着士人的心理需求，这就形成了一个社会心理到文学创作再由文学创作到社会心理的循环过程。
所谓社会心理，是指在特定时期人们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普遍心理倾向。对士人阶层而言，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共同承担的文化观念，共同的精神追求以及对社会政治问题的相近态度，就构成一个时期士人社会心理的基本内容。下面我们以汉代为例简略分析一下时代的社会状况如何决定士人阶层的社会心理，以及这种社会心理如何经由思想观念的中介而作用于文学价值观的过程。
秦汉大统一的社会局面的出现对士人阶层发生了极大的触动，但秦代过于短暂，更加上统治者奉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化教育政策，故此士人阶层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汉初倡黄老之术，行无为之治，亦不及进行文化建设。只是到了汉武帝，由于政权稳定，国力强盛，统治者才开始有所作为。汉武帝的各种政治措施中，有两项对士人影响至深，一是“兴太学、修郊祀”（《汉书·武帝本纪》）。在太学中设五经博士，专门教授《易》《书》《诗》《礼》《春秋》等儒家经典。学生来源主要为中下层官吏和平民子弟。太学生学成后，经过考试后分等级录用，授以官职。二是进一步完备征辟察举的选士制度。建元元年武帝下诏命“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并警告说：“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举廉，不胜任也，当免。”（《汉书·武帝本纪》）此后，贤良方正、孝廉、秀才、明经、明法等察举科目成为士人阶层进身仕途的主要门径。这两项政治措施产生了两个明显结果，一是经学大盛，士人重新燃起治学论道的热情；二是大大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凝聚力，激起了士人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