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士人阶层是一个颇为独特的阶层。从其构成来看，在先秦，它是由破落贵族和平民百姓中受到文化教育的人共同组成的。在秦汉以后，士人的主体是中下层地主阶级和农、商子弟。从社会地位上来说，士人阶层属于“民”的范围。《管子·小匡》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7]这里将“士”列为四民之首，可见其与农工商的社会地位相近。又《管子·问》亦云：“问理园圃而食者几何家？人之开田而耕者几何家？士之身耕者几何家……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几何人？吏恶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人？身何事？”[8]由此可知士人和农民差别并不大，他们也有田产，有的还亲自耕种。因此，可以说，士人阶层主要是指从农民中分化出来的那部分有文化知识的成员。开始他们并没有脱离农业生产，只是随着社会对士人阶层的日益重视，诸侯公卿争士，养士之风兴起，私学也成为普遍的教育形式后，士人才开始脱离体力劳动而专门从事文化教育、出仕、做门客等脑力劳动了。两汉以后，历代的士人阶层都主要是来自农民（中小地主家庭和一般百姓），因此，从社会地位上来说，士人阶层与农民阶级有极为密切的关联。
但是，士之所以为士主要并不在其出身如何，关键看他是否有文化知识。因而，何人能够受教育，如何受教育，受怎样的教育，对于了解士人阶层的思想状况是至关重要的。
官学是中国古代的主要教育机构。在两汉以后，官学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贵族学校，专为皇室、外戚等贵胄子弟而设，如东汉明帝永平九年所设“四姓小侯学”即此类学校。唐代所开设的弘文馆，崇文馆，宋以后的宗学，均属此类。这种学校所收人数极少，学生学成后大多由世袭、门荫而入仕途，他们算不得是士人阶层。第二类是太学、国子学以及各级地方政府所设学校。这类学校一般都招收中下层官吏子弟和平民子弟，而平民子弟又往往占据多数。这类学校是农、工、商（主要是农）子弟受教育的主要途径，也是他们成为士人的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