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探讨一种文学价值观的生成规律，当然不能不追问到特定社会状况，因为一切精神文化的创造都是植根于此的。但由于士人阶层既是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又是文学价值观的主体，因此在社会生活状况与文学价值观之间必然存有若干中介环节。这样，社会状况对文学价值观的影响作用就要经过若干转换过程。对此，我们称之为层转。
由社会状况而产生特定的士人心理结构，这是由社会状况向文学价值观“层转”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在中国古代，自秦汉以后，社会经济关系处于长期相对稳定的缓慢发展之中，基本上没有出现过足以对士人社会心理构成直接刺激的突变性飞跃，故而对士人心理产生了直接制约作用的社会状况主要是指社会政治状况。士人阶层以出仕为实现其社会理想的必经之途，社会政治状况直接决定着士人步入仕途的方式。所以，社会政治状况对士人阶层产生影响作用的主要因素又表现为统治者对士人采取何种态度。这种态度，概括而言，便是招纳与拒斥。统治者礼贤下士、任人唯贤，士人们就热心功名、关心世事；统治者任人唯亲，荒**腐败，士人们就淡泊名利，退身自保。这两种心理倾向各自在特定时期都能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从而构成各种精神创造活动的决定性因素。从三国与两晋时期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两种心理倾向的不同。三国之时，各割据政权为巩固自己的势力以便兼并他国或抵御兼并，在用人上都看重真才实学而不大看重名节。例如，曹操三次下“求贤令”明确提出“唯才是举”的选士标准，这就大大刺激起了士人们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豪情，形成了崇尚“通脱”反对拘泥的处世态度，这种心理倾向正是“建安风骨”产生的主要社会心理依据。两晋时期门阀制度与门阀观念形成，在选士用人上注重门第而轻视才学，再加上统治集团内部争斗激烈，政治日趋黑暗，故而士人们大都失去了政治热情，于是退隐第一次成为世人普遍看重的高尚之事。当然，士人政治热情的有无并不以出仕与退隐为绝对标准。两晋之时大多数士人也还是奔竞于仕途之中的。但有匡时救弊之志、建功立业之心的出仕是一回事，仅仅关心地位之高下，利禄之厚薄的出仕是另一回事。两晋之时出仕的士人大多为后者，故而身居高位而耻谈世务的王衍之类居然能成为士林领袖，由此可窥彼时士人心态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