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屈原自沉于汨罗江之后约过了一千九百年，又有一位在中国文化史上卓然高标的人物用剔刀自刎于大狱之中，他便是以“狂”与“大胆”自任的李贽。除了自杀这一举动之外，我们在屈原与李贽之间似乎找不到什么共同之处，但是如果我们调整一下审视角度，用士人的自救意识为参照，那么我们就不难发现，二者又存在着某种可比性。在分析屈原的文化人格时，我们是以先秦士人的思想代表——诸子作为参照的；在这里，我们则以宋明时期士人阶层的思想代表——理学家作为阐释李贽文化人格之参照。
宋明理学，就其发生而言，乃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儒学复兴运动。晚唐的腐朽政治，五代的靡弱士风，宋朝立国后的频频外患，都是刺激宋代士人阶层的外在因素。在这种刺激下他们产生了高扬主体意识，振兴学术文化，以便“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雄心远志。在理学家们积极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与价值观念时，他们所面对的思想资料是那样丰富，以至于他们几乎都曾徘徊于各派学说之间而难以取舍。最后他们选择了儒学，但对老庄佛禅却并没有一概摒弃，而是在一个更高的理论层面上将他们融汇于儒家学说之中。我们知道，儒家之学偏重于救世，道释之学则偏重于自救，由于理学家援道释而入儒，并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重新提出自己的价值范畴，故而理学从一开始就是以自救与救世兼重为特征的。
例如，“理”或“天理”这一宋明理学的核心概念，即儒道融合的产物。先秦儒学重人道而轻天道，孔子所言之“道”带有明显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先秦道家则重天道而轻人道，老庄之“道”，带有明显宇宙本体意味。战国末年的儒者，主要是思孟学派，才开始将儒家之“道”提升到本体论高度，但同时仍保留着道德理想主义基质。宋明儒学之“天理”概念，正是直接由思孟学派的“天之道”发展而来。它兼有宇宙本体与道德规范双重特点。因而他既彰显于万事万物之中，又深藏于人的心里。程颢说：“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别。”（《二程遗书》卷二）这外在之“理”既是天地万物存在的依据，又是社会伦理秩序的必然法则，它超越于君权之上，具有不容怀疑的至上权威性。由此可知，这个“理”是士人阶层为规范、限制君主而设定的价值范畴，与先秦诸子高扬“道”以限制“势”的做法基于共同心理。只是由于君权在人世间乃是至高无上的，所以理学家们不得不借助老庄佛释的形上学，赋予“理”以超社会的本体性质，使之更高于君权。因此，这外在之“理”并不是宋明儒者对客观世界进行纯认知性考察的结果，而是士人阶层自救意识向形上范畴的呈现。它与先秦儒家的“道”一样，都是士人阶层社会乌托邦精神的理论化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