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士人的自救意识及种种自救方式看起来无不具有高迈远举的超越性。道家的“古之博大真人”，儒家的圣人气象、君子人格，佛释的大智大慧、涅槃境界均令人心向往之。但说穿了，这不过是古代知识阶层而对宇宙的无限性、社会的动**不宁、君权的至高无上，在无可奈何之余所寻求到的自我膨胀，自我超越之途而已。这种人格理想无不带有明显的自我解脱的意味。然而这却是一种极有实际效用的心理调节——它可以使人们获得自我安慰、自我保护的价值根据，它的确拯救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屈原、李贽、王国维都是自觉放弃了这种自救意识的悲剧性人物。在中国历代士人群体中，他们的行为和思想，尤其是自杀之举，显现出不同流俗的文化特征。他们都可视为中国古代士人人格的叛逆者。屈原的不肯自我拯救是由于他执着于自己极为具体的政治理想（这种政治理想不同于儒、墨、道诸学派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政治理想）；李贽的放弃自我拯救是由于他执着于绝假纯真的“童心”“真心”；王国维的拒斥自我拯救则是由于执着于对客观真理的探寻。自救可以说乃是一种自我欺骗，屈原以实现其政治理想为唯一人生目标，因而不能允许自我欺骗；李、王二人以求“真”为人生目的，当然更不允许自我欺骗。既不能实现政治理想、达到求“真”目的，他们也就无法在人生的价值坐标中找到自已存在的位置了。古代士人大都能于自救与救世二维心理向度之间保持某种张力平衡，故而进可建构社会价值退可追求人格自足。屈、李、王因各自的原因打破了这种张力平衡，故而在强烈的外在刺激之下就无以应对。
与屈原相比，李贽、王国维具有明显的近代特征。屈原没有建立起典型的士人文化人格，是由于他本人并不属于士人阶层，作为一个出身于历代位居显要的宗室家族并同样长期任重要职务的贵族知识分子，屈原将自身存在价值完全系于楚国政治的战车之上。颇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味道。因此他的悲剧亦是楚国的悲剧，楚国的悲剧亦是他个人的悲剧。李贽、王国维则不同，他们都是真正的士人，他们之所以能够打破传统士人文化人格结构，一是由于社会现实的刺激，二是由于异质文化的内植（佛学之于李贽、西方哲学之于王国维）。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改变了自己文化人格构成基质，以对“真心”“真理”的追慕取代了心灵的自我安顿。无论什么形式的心灵自我安顿，最终都以“顺性命之情”“安时处顺”、内心的平静愉悦为目的。这个目的是可以通过自我修持而达到的。而对“真心”“真理”的追求却是永无止境的探索过程。这种追求非但不能使人超脱于心灵痛苦之上，相反还会给人带来更大的痛苦。李贽于53岁时辞官，专以著书为乐，这似乎是一种解脱，但他的著书立说恰恰是追求“真心”并用“真心”评判世事的，这正是他受到官方迫害的直接原因。王国维于辛亥革命后不再热心于西方哲学，而专事国学研究，这似乎是放弃了对“真理”的追问，而实际上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初衷，他的国学研究依然是追求“真理”的一种方式。李贽追求“真心”但世上之人却人人戴着假面具。他由“真心”而发出的声音被认为是“异端”，是“狂言”，他也被视为“妖人”。王国维追求“真理”，想做超然于政治之上的纯学者，但“真理”既杳不可见，政治又对他纠缠不休。二人可以说都死于对“真”之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