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诸子时代之后，道家学说在魏晋南北朝得以大盛，其文化制衡精神的最高表现是鲍敬言的“无君论”。儒家学说则于宋明时期大放异彩，其文化制衡精神的最高表现是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
孟子以道自任、以道抗势的思想到了唐代中叶以后才被大加弘扬。韩愈首倡“道统”之说，直承孟子。以卫道者自任，并不顾时人讥笑而重振师道，其根本目的并非仅仅复兴儒学，而是要弘扬士人阶层的主体意识，再兴文化制衡之风。宋代士人在思想文化上响应了韩愈，宋初三先生，北宋五子、南宋之朱陆成为儒学复兴的中坚人物。理学大师们体贴出“天理”二字作为宇宙万物、社会人生最高价值本原，其政治意义亦如老庄之“道”、孔孟之“道”，汉儒之“天命”，玄学之“无”一样是悬于君权之上的超现实力量，都是士人文化制衡策略的产物。以“天理”为形上本体，其实是对人世间以君权为本位的价值秩序的突破，因为对“天理”的解释权操于士人之手而不在君主之手，这样士人借助“天理”便掌握了文化话语权力，并进而将君权纳入士人文化话语系统的规范之下。由于“天理”乃是士人文化制衡心理需求的形上显现，它就不能不既具有客观自在性，又具有主观性。或者说，它亦如柏拉图的“理念”、斯宾诺莎的“实体”、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一样，是主体精神的客观化、外在化、本体化。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到了陆王心学那里，“天理”便被还原为主观的“心”“良知”了。陆王以“心”为本体一方面旨在激发士人的主体意识、独立精神（所谓“收拾精神，自做主宰”）；另一方面旨在激发当权者的道德意识，这依然是孟子文化制衡策略的老路。相比之下，倒是程朱的“天理”多少带上了道家形上之“道”的色彩。因而陆王自以为把握了儒学真髓，这并非没有道理。心学家将宇宙万物存在的依据，社会人生之价值依据，一归于心，这是对人的个体价值的高扬，具体说是对士人个体价值的高扬。在陆王这里，这种个体价值尚不出道德范畴，但随着心学的逻辑展开，这种个体价值必然会突破道德层面而成为对个性的张扬。这一点我们在阳明后学，特别是泰州学派及李卓吾那里可以得到印证。另外，心学精神的进一步发展便又导致了文化制衡意识的空前加强，使这种制衡意识突破了原有模式，这一点则在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有明显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