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士人阶层对君权的制衡要求是一种最基本的精神倾向，而其具体表现方式却有很大区别。儒家士人对君权的制衡主要表现在对君主人格的理想化重塑上。他们描绘了一系列古代圣王的形象来作为现实君主的榜样，试图激发起他们的先验道德意识，从而成为道德自我完善者，成为圣贤人格。这是以儒家道德观念来制衡君权的思想逻辑。与儒家不同，道家士人对君权的制衡表现在对君主行为价值的解构上。在他们看来，一个君主越要有所作为就越会给社会和百姓造成祸害，最理想的君主就是那些什么都不做并且善于引导百姓顺应自然的君主。君主行“无为之政”则“天下将自化”，使百姓不知有君主存在的君主才是理想的君主。道家的这种主张对君主说来自是丝毫不比成圣成贤更容易做到。故而希冀君主完全接受道家学说可以说绝无可能。但在特定情况下，君主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接受某些道家观念并将其转化为治国之术的。汉初的“与民休息”“不扰民”“无为而治”就是如此。“文景之治”可视为道家士人对君权进行文化制衡的实绩。但亦如对待儒家学说的态度一样，君主对道家思想的接受也同样很有分寸，成为一个时期官方意识形态的道家学说是经改造而成的“黄老刑名之术”而不是老庄之学。
老庄之学在魏晋南北朝时受到士人普遍尊崇，这与士人的贵族化趋势是一致的：那些领导着文化潮流的士人成为士族高门，他们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拥有足以与君权相抗衡的实力。在此基础上，在文化方面他们就有制衡君权的更为有利的条件。事实上，两晋，尤其是南朝四代，君主也呈现出明显士人化的倾向。像宋文帝、梁武帝这类君主都以进入士族文化话语系统为荣。除了在有关江山社稷的根本性问题上，他们基本上与士族名士在价值观上已无很大分别。士族名士基于其政治、经济上的牢固地位，在文化上就更加敢于展露自己的心理倾向。而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力量，他们就更希望君主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君主无为，则士族名士们便可大有作为了。这与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中劝秦王无为是一个道理。玄学以无为本、贵无轻有的核心主张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政治的需求。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拥有特权的士族名士为维持其既得利益，深恐社会变动，故而大讲“顺应自然”，反对人为；他们为充分享受精神及行为的自由，故而又反对名教。在士族价值观影响下，先秦道家之“君主无为”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突出的表现便是鲍敬言的“无君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