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士人阶层是士人社会文化价值观基本形态的建构者，同时也是士人对君权实施“文化制衡”的始作俑者。孔子及其弟子率先以道自任，将“士”与“道”紧密连在一起。“士志于道”“人能弘道”成为士人阶层自觉到自身重要历史使命的标志。老子之道虽带有明显的形而上色彩，但它同样是士人阶层“文化制衡”意识的体现。老子的目的是借“道”之超越性来消解君权，使自然法则转化为社会法则。道家的文化制衡意识到了庄子沉落为一种个体价值追求的自我解构，而儒家的文化制衡意识则在孟子那里发展为“道”“势”对立的思想。
较之孔子，孟子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大大强化了士人的主体意识和人格力量。他说：“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孟子·滕文公下》）又说：“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又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又说：“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孟子·离娄下》）这里所谓“志士”“勇士”“大丈夫”“大人”“君子”都是指具有博大胸怀、高尚人格、宏远志向的士人。这些语例都说明孟子对士人人格境界的追求又远远高于孔子。那么，孟子为什么对士人的人格境界、主体精神如此高扬呢？这是士人对君权实施“文化制衡”所必需的。他说：“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离娄上》）这就是说，士人要规范君主，并通过君主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首先自己要成为“大人”——有高尚人格境界和宏远抱负的人。孟子所开出的“存心养性”“求放心”“养吾浩然之气”“自反”“践形”等修身功夫，都是为了使自身达于道德的完满自足，从而生发起一种势不可当的主体精神力量，然后去要求、影响、引导君主——格君心之非。也就是说，要借助于个体精神价值（道）去制衡至高无上的君权（势）。因此，对儒家而言，自身修养、心灵提升除了心灵自我拯救的意义外，还具有积累制衡君权的资本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