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文学的自觉”与“人的觉醒”
鲁迅在1927年发表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提出“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见解现在已成为文学史研究中的定论。然而在论及这“文学的自觉”的原因时，近来学术界多持所谓“人的觉醒”说，这种说法却是似是而非的。从“人的觉醒”而导致“文学的自觉”，这在逻辑上似乎毫无滞碍；将人学与文学统一起来进行研究，在方法论上也的确很站得住脚。但如果我们仔细推敲魏晋文学及士人心态演变的实际，就不难发现，“人的觉醒”说是不能成立的。所谓“人的觉醒”的最根本之处应是人对自身价值的觉知与高扬。对于士人阶层而言，再没有什么时代能像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士人那样重视自身价值了。如果说“人的觉醒”表现为通达超脱的人生态度，那先秦老庄学派早已将这种人生态度阐扬到极致了。魏晋时期“人的觉醒”的标志是什么呢？如果将六朝时期士人阶层最普遍的精神倾向——日谈玄远、不问世务作为“人的觉醒”的标志（尽管很荒谬），那这种精神倾向的形成也不是在“曹丕的一个时代”，而是在正始之后，因而也难以以之作为“文学的自觉”的原因。
我以为，要探讨“文学的自觉”的原因，首先必须弄清楚究竟什么是“文学的自觉”。依据鲁迅先生所言，我们可知“文学的自觉”有这样几个要素：一是主张“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也就是说，挣脱传统儒家文学价值观的束缚。二是强调文学的审美特性，即曹丕所言之“诗赋欲丽”，陆机所言之“诗缘情而绮靡”。三是将文学本身看作目的，并充分肯定其价值，即“为艺术而艺术”。在此基础上，要将文学创作看作一项具有独立性的事业，将文学批评和研究看作一门专门的学问。在六朝时期，上述几点基本上均已达到，因此，说六朝时期为“文学的自觉”时代是有充分理由的。至于说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文学的自觉”现象，我认为应更多地带上点历史的眼光，即依据历史的演变来考察这一问题，而不应试图从理论上提出某种观点来作为一劳永逸的答案。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将阐述以下观点：第一，建安、正始、太康、永嘉几个时期分别代表了“文学的自觉”过程的几个阶段。第二，导致这一过程不同阶段的原因是不尽一致的。第三，从总体上看，“文学的自觉”的过程与士人主体意识、进取精神失落的过程是一致的。第四，“建安风骨”在整个汉末六朝文学发展中只是一个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