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风骨”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极高的地位与重大的影响。对于“建安风骨”的形成的原因，我们从下列两个方面予以分析。
（一）先在的文学资料
是“三曹”与“建安七子”为主体的一批士人造就了那彪炳千古的“建安风骨”。那么他们是在怎样的文学传统中进行自己的文学活动呢？
《诗经》和《楚辞》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两大源头对于建安士人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诗经》的自然古朴、直抒胸臆，《楚辞》的辞藻华美、哀婉委曲均可在建安诗人那里找到印迹。陆时雍云：“子桓、王粲，时激《风》《雅》余波，子桓逸而近《风》，王粲庄而近《雅》。”（《诗镜总论》）。陈祚明云：“王仲宣诗跌宕不足而真挚有余，伤乱之情，《小雅》变风之余也。”（《采菽堂古诗选》卷七）范温则云：“建安诗辩而不华，质而不俚，风调高雅，格力遒壮。其言直致而少对偶，指事情而绮丽，得风、雅、骚人之气骨，最为近古者也。”（《诗人玉屑》卷十三）这些语例都指出了《诗经》《楚辞》对建安诗人的浸润与影响。
汉乐府对建安诗人的影响则更为直接一些。“三曹”“七子”均擅长乐府，其作诗常用乐府古题，如曹操的《蒿里行》《短歌行》《陌上桑》；曹丕的《燕歌行》《陌上桑》《上留田行》《秋胡行》；曹植的《鰕鳣篇》《怨歌行》《桂之树行》；王粲的《从军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均为古题或新题乐府歌辞。乐府诗那种质朴直露、情感真挚的特点在建安诗人那里得到了很好的继承。
古诗对建安诗人的影响就更加明显了。钟嵘的《诗品》认为曹丕、王粲出于李陵，刘桢出于古诗。旧题李陵、苏武应答之诗，学术界已基本确定为东汉后期作品，其形式与风格俱与古诗相近。今观古诗之作，其最大特点有二，一是均为工整的五言，二是均表达一种哀婉缠绵的情调。这两个特点在建安诗人的作品中都有明显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