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安风骨”的审美特征
“建安风骨”作为在一个时期里具有普遍性的文学风格就是在上述若干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诗经》的古朴直率、《楚辞》的华美多情都在建安诗人的作品中被继承下来了。但这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继承关系，还远不足以构成“建安风骨”的审美特征。构成“建安风骨”审美基质的因素，在文学上是古诗的哀婉沉郁；在创作主体上是士人的进取精神，在客观现实上是社会的混乱无序与百姓的痛苦流离。
古诗的作者大多为宦游他乡的士人，他们负笈远游、仗剑去国，寻求施展怀抱的机会，但由于社会政治的黑暗，他们往往一事无成，羁留异乡。于是有志难逞的悲愤、思念家乡的离愁、人生苦短的感慨便一起涌上他们的心头，其满腔抑郁愤懑、惆怅苦恼之情诉诸笔端，便形成古诗那种哀怨缠绵的风格。建安诗人与古诗的作者往往有相近的遭遇，故而极易接受古诗风格的熏染。我们读王粲的《七哀诗》、曹丕的《杂诗》、曹植的《七哀》《杂诗》都不难感到其与《古诗十九首》的相近之处。特別是曹植的《七哀》与古诗的《西北有高楼》从内容到形式、到风格都如出一辙。
士人阶层积极进取、豪迈通脱的心态是构成“建安风骨”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士人们在乱世之中要有所作为，这是传统士人救世精神的体现。这种精神升华为审美趣味便是“慷慨”“梗概多气”“志深笔长”风格的形成。在建安诗人的作品中蕴含的这种慷慨豪迈、刚健沉雄的精神气质才是“建安风骨”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钟嵘评曹操之诗“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评曹植“骨气奇高”“情兼雅怨”；评刘桢“真骨凌霜，高风跨俗”，都是指那种“慷慨”“梗概多气”的审美特点。这种诗歌风格乃是士人阶层主体精神和社会使命感在审美层次上的呈露，正始之后，士人这种主体精神与社会使命感消失殆尽，故在诗文中再也出现不了“建安风骨”这样的风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