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由盛而衰的社会现实对士人心态的影响
唐朝在“安史之乱”后由兴盛转入衰落。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藩镇势力的膨胀，二是政治的黑暗。藩镇节度使在军事、经济、官职任免等方面都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他们实际上成为一种隐然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地方割据势力。他们常常要求朝廷满足其各种愿望，有时甚至不惜以武力相威胁。例如，宪宗元和四年、九年相继两次藩镇叛乱，起因均为朝廷想革除藩镇世袭制。元和十年镇州节度使王承宗又派人潜入长安刺杀对藩镇持强硬态度的宰相武元衡，刺伤御史丞承裴度。由此可见藩镇势力之一斑。由于有了许多这样的地方割据势力，国家政令不能统一，使唐朝政治、经济受到极大破坏。《旧唐书·李怀仙传》载：“怀恩私欲树党，以固兵权，乃保荐怀仙可用。代宗复授幽州大都督府长史、检校侍中、幽州卢龙等军节度使，与贼将薛嵩、田承嗣、张忠志等，分河朔而帅之。既而怀恩叛逆，西蕃入寇，朝廷多故。怀仙等四将，各招合遗孽，治兵缮邑，部下各数万劲兵。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贡赋不入于朝廷。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这种情形在藩镇节度使中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古文家元结亦揭露藩镇说：“控强兵，据要害者，外以奉王命为辞，内实理车甲，招宾客，树爪牙。国家亦因其所利，大者王而相之，亚者公侯，尚不满望。”（《丐论》）
唐中期以后，朝廷政治黑暗，日趋衰颓。这主要表现在君主昏聩荒**与宦官专权两个方面。肃宗李亨虽经安史之乱，但并无重振朝纲之志，外受道士女巫之惑，内受宦官李辅国之制，昏庸无能，毫无建树。其后代宗李豫宠信宦官鱼朝恩，德宗李适惟知搜刮民财以充内库。最高统治者如此，各级官僚更是可想而知。元结说：“今四方兵革未宁，赋敛未息，百姓流亡转甚，官吏侵克日多。实不合使凶庸贪猥之徒，凡弱下愚之类，以货赂权势，而为州县长官。”（《再谢上表》）至于昏君与贪官污吏给天下百姓带来的无穷苦痛，则在此期诗文中随处可见。这些对士人心态自然会发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