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统治者对文化话语权力的控制
六朝时期士族文人是社会主流文化的主要承担者。东汉政权的崩溃所导致的一个重要后果便是君权系统对文化控制权的失落。自汉武帝以来历代统治者悉心经营的“政统”与“道统”（即文化系统）的合一被打破了。六朝士人以老庄之学消解名教，以贵无轻有的玄学消解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从根本上说乃是在政治、经济上获得特权的士族阶层对君权的拒斥，是与君权争夺文化阐释权的表现。结果士族文人取得了胜利，他们的人生旨趣、价值观念成了这一时期精神文化的核心。到了隋朝，天下复归统一，士族受到削弱、君权得到加强，于是君权系统便开始重新统一“政统”与“道统”了。史籍有云：“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说纷纶，无所取正。高祖膺期纂历，平一寰宇，顿天网以掩之，贲旌帛以礼之，设好爵以縻之，于是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天子乃整万乘，率百僚，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隋书·儒林传序》）君主对文化学术的重视旨在使之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隋代君主对文化学术及其主体——士人阶层的控制，表现在文化策略上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兴官学，据史籍载，隋朝设国子监为全国最高教育管理机构，下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在各州县亦设官学。二是创立科举制度。隋炀帝大业二年“始建进士科”，这是最早的科举选士制度。通过这两种办法，隋代统治者就将文化纳于政治的制约之下，将士人纳于一体化的君权序列之中了。
唐朝建立以后，统治者完全继承了隋代统治者的文化策略，除了大兴官学、完善科举制之外，他们采取了一系列十分高明的政治手段来进一步加强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的融合。其手段之一是崇尚儒学并对道、释之学采取宽容态度。据史书载：“及高祖建义太原，初定京邑，虽得之马上，而颇好儒臣。”并于武德二年下诏“兴化儒学”“祭祀周、孔”。太宗时更“以宣父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致使“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整理和解释儒家典籍并以之成为具有权威性的教科书是唐代君主统一文化思想的又一重要措施：“太宗又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郞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并见《旧唐书·儒学序》）如此将儒学的倡导与科举取士联系起来，则对于天下士子产生了莫大吸引力，从而使文化学术完全纳入君权的控制之下。贞观初年，京师举试放榜，太宗至端门，见新进士鱼贯而出，心满意足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这正说明了统治者文化政策的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