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是士人知识分子十分活跃、士人文化极为发达的时期，造成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有下列几点。
其一，朝廷的重文政策。宋家天下虽谈不上“马上得之”，但军事实力在这里同样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太祖、太宗对晚唐至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十分清楚，深知兵权在改朝易代中的重要性。因此在宋朝立国之初，他们就采取了剥夺那些有功武将的兵权的措施。武将既不可信，那就只有重用文臣来管理国家了。在整个宋代，文臣的政治地位始终高于武将，与此同时，太祖、太宗还十分重视教育，完善各级官学体制，扩大生员人数，并允许地方书院自由发展。宋太祖本人一生手不释卷，称帝后又常令臣下读书。史籍载“上谓近臣曰：‘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又称“宰相须用读书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在文化学术方面，宋初统治者亦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在推崇儒学的同时亦不废道释。太祖登基伊始便诏令“增修国子监学舍，修饰先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东西廊之板壁”（《宋会要辑稿·崇儒》），又诏令贡举人到国子监拜孔，以为定例。对于博通经书的儒生，统治者更是倍加信用。这是对儒学的推崇。对于释道，宋初统治者也加以扶持，太宗时期，在许多名山大建佛寺，并大量翻译、刻印佛经。太宗还亲自召见过道士陈抟，并赐号“希夷先生”。宋初统治者的这种重文政策，其出发点虽然是巩固自己的统治、束缚人民的思想，但客观上的确起到了活跃文化学术的作用。在这种政策的刺激下，士人阶层的进取精神大大增强了，这无疑是宋代文化学术空前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宋代统治者重文政策的另一表现是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科举制。在唐代，科举制虽已比较成熟，但录取的名额一向甚少。例如，进士科每年所取不过二三十人。在宋代则大大增加了录取名额。开宝六年，翰林学士李昉知贡举，取11人，太祖不悦，遂召终场下第人参加殿试，最后赐127人及第。后来所取人员逐年增加。这种取士政策，一方面使官僚机构庞大臃肿、官滥员冗，另一方面也刺激了士人阶层热衷功名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