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君主的重用文臣和较为宽松的文化政策，宋代社会面临的内在和外在危机都激发起士人阶层的救世意识，但在如何救世的问题上士人的思想代表者们却有不大相同的理解和主张。这表现在文化价值观上则形成了三种不同价值取向：经术派、文章派、道学派。这三种价值取向又可以说都是从“宋初三先生”的文化主张中分化出来的。
（一）“宋初三先生”的文化观念
所谓“宋初三先生”乃是后世儒者从道学发展源流的角度提出的说法。其实，“宋初三先生”对于经术派、文章派同样具有重要影响。在这里，我们简要评述一下“三先生”的文化主张。
胡瑗是仁宗年间著名的教育家。他长期担任苏州、湖州等地教授，以儒家礼仪、经义教育诸生，为儒学之复兴做了大量工作。他奉行的教育方针是针对晚唐五代以来的文风以及宋代以辞赋取士的科举制的。其弟子刘彝说：“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宋元学案·安定学案》）他自己也说：“……人当先养其气，气完则精神全，其为文则强而敏，治事则有果断，所谓‘先立其大者’也。故凡人之文必如其气。”（《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胡瑗教授弟子分经义、治事二科，才智杰出者使之通六经，目的就是继承、弘扬儒学；其余者则各学一两种具体的治事之能，目的就是服务于政府。由此可知，胡瑗虽然更强调“经义”之重要，但对于治事之才、文章之学也并非毫不关心。其弟子中“有尚经术者，好谈兵战者，好文艺者，好尚节义者”，他均能因材施教“使之以类群居讲习”。他的著作除了门人编录的《周易口义》《洪范口义》《论语说》《春秋说》《易传》等之外，还有《学政条约》《武学规矩》等有关乐教的专著，可知其并非恪守经义的腐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