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术、文章、道学三派士人在文化意识上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那就是强烈的救世意识。在本文第一部分我们曾列举了若干影响士人心态的外在因素。这些因素作用于北宋士人心态上主要归结为两点：一是强烈的社会危机感，其中也隐含着对五代十国那种混乱、动**局面的恐惧情绪。二是积极进取精神与历史使命感。其核心是重新整饬社会秩序，向上规范君主，向下教化百姓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是中国古代士人阶层最为宝贵的精神品格，但由于各种原因，自先秦诸子时代之后，这种精神品格从未得到充分张扬。汉代士人恪守章句训诂之学，眼界受到限制；六朝士族文人专务个体精神之自足，对社会国家漠不关心；唐代士人热心功名利禄，完全为君权所吸引，缺少独立精神。尽管这期间士人阶层的救世意识亦间或有所表现，但从未形成一种对整个文化学术领域的全面牵引。宋代士人在这一点上的确是超越了前人。宋儒自认直承孔孟，对汉唐儒者一概轻视，这并非狂妄自大。就士人的主体意识、超越精神和人格境界言之，汉唐诸儒确然不能望宋儒之项背。因此，宋代士人在文化价值观上的三派都是基于同一种时代精神的，他们的差异仅表明士人们在具体价值选择上的不同而已。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对三派的差异予以阐释。
（一）救世方式之不同
三派士人均以救世为目的，但如何救世呢？他们各有自己不同的策略。
经术派代表着士人阶层中政治家们的文化倾向。他们是士人阶层试图借用政治手段来推行自己社会理想的体现。王安石尝云：“君子于学，其志未始不欲张而行之，以致君下膏泽于无穷。唯其志之大，故或不位于朝，不位于朝而执不足以自效，则思慕古之人而作为文辞，亦不失其所志也。”（《先大夫集序》）这真是一语破的之论。士人阶层自产生之日起即以天下为己任，只是由于权力不在其手，他们才纷纷著书立说来对君权与社会实行文化制衡策略的。而范仲淹、王安石则是“位于朝”的士人，于是他们便要直接利用政治力量以逞其志了。孔孟于春秋战国之时，四处奔走游说，是要寻求获得政治权力的机会，而其目的是推行儒家士人的社会价值观，他们未能获得这样的机会，故只有聚徒讲学，试图借助文化的力量来影响君权与社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