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阶层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中到底占有怎样的位置？他们客观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通过对北宋士人心态及文化分流的简略考察，我们庶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经术派的命运雄辩地证明了，士人阶层欲借政治手段来改造社会的努力是徒劳的。“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都以失败告终，他们将文化还原为经世致用之学的价值取向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也没有取得主导地位。倒是道学派的主张虽然被经术派视为无补于世的形上价值追求，却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道学家们采取的文化制衡策略也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规范社会、制约君权的重要作用。文章派的伟大贡献主要在文学一面，他们的文学创作给后人留下了大放异彩的精神产品，至今仍为人称道。由此可知，士人阶层作为文化的承担者，他们的历史作用也正是在于对社会进行文化制衡，为人类创造精神财富。这是在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中他们唯一能够完成的任务。
士人阶层的形上追求——道学家所关心的价值取向——的确具有伟大的意义。它不仅在哲学思想上发展了中国古人的智慧，而且对“道”“天理”这些价值本原的弘扬的确对君权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规范与牵引。道学家必称古圣人、天之道，这都是为现实君主所畏惧的超现实力量，其所隐含的其实是士人的文化制衡策略、道学家的人格追求——“仁者与万物同体”“民胞物与”的博大胸怀与“孔颜乐处”“庄敬和乐”的精神状态，乃是古代士人阶层献给人类的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在今天这样人欲横流的社会中，这种人格追求就更显示出其伟大价值。
古代士人阶层的文学一是为政治服务，二是为“道”服务，这都是工具主义文学观念的表现，可谓无其可观。唯有那作为目的而存在的文学，作为士人人格精神自然流露的文学才真正达到了审美境界，这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最有价值的部分。士人的人生价值观在救世与自救之间摇摆着，士人文学也在工具与审美两个维度中选择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