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哲人们对自然的兴趣似乎远远超过中国先秦思想家们。爱利亚学派的克塞诺芬尼、巴门尼德、芝诺等以及其他许多哲学家都有过以《论自然》为书名的专门著作。许多一流学者都热心于探讨自然的构成因素及宇宙秩序、天体运行等问题。例如，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以及爱利亚学派都是如此。只有苏格拉底与其弟子柏拉图似乎更关心人事而很少论及自然。苏格拉底关注伦理道德；柏拉图则关注自然与社会背后的形上本原——理念。到了亚里士多德则兼及自然与社会，推出《工具论》《物理学》《论天》《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诗学》等一大批系统著作，从而成为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但是，无论关心自然也罢，不关心自然也罢，自然在古希腊人眼中都是作为客观物质世界而存在的，除了对人的生存提供使用价值之外，再也与人无涉了。在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中，宇宙自然也只在证明上帝的伟大时才予以讨论，如托马斯·阿奎那所做的那样。它同样也是一个与人类截然分开的世界。
除了古希腊以外，西方人对自然的普遍关注有过三次**。一是文艺复兴时期。此时，人文主义精神发展起来，人们开始将注意力从上帝转向人本身，从天国转向俗世，人的自我意识得到深化，个体生命意识开始觉醒，而这些都是人们重新发现自然的前提条件。人们对自然的普遍重视正是对上帝开始怀疑和厌烦的表现，是开始认识到人的价值的表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们那里（如库萨的尼古拉、特勒肖等泛神论的自然哲学家），上帝渐渐失去人格特征，而越来越与自然融合为一，这实际上是对上帝、彼岸世界的否定，对自然和此岸世界的肯定。自然第二次受到普遍重视是18世纪。德国学者顾彬说：“在西方，自然意识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的形成而形成的。”[7]另一位德国学者诺伯特·麦克伦布克也说：“风景的概念纯然是市民阶层文化思想的产物。它源于城市的生活方式及由此而形成的对‘自然’的渴望。”[8]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巧取豪夺，尔虞我诈，金钱至上等社会现象足以使那些对社会未来抱有美好向往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痛心疾首，于是他们将罪恶的根源归于私有制，甚至整个现代文明，于是有人就提出“返回自然”的口号，这个“自然”主要是指古朴自然的生活方式，也包括大自然。启蒙主义哲学家大多是自然神论者，他们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泛神论者对上帝的非人格化倾向，将上帝的“势力范围”进一步缩小，认为上帝完成了“第一推动者”的任务后，就不再理会自然与人类社会的事了。但他们却又用机械论的眼光来看待自然，认为自然不过是一种不断按照力学规律运动的僵死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