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统文学价值观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价值。柏拉图是反对文学艺术的，在他的“理想国”中没有诗人的立足之地。他反对文艺主要是基于两个理由，一是从他的“理式”论的哲学本体论出发，认为文艺是“模仿的模仿”，“影子的影子”，不能揭示真理。二是从他的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立场出发，反对当时那些充满民主精神的诗歌与戏剧。就第二点而言，柏拉图可以说是古希腊第一位对文艺的社会价值有深刻认识的理论家。他清醒地认识到了诗歌、戏剧对人的巨大感染作用，正是出于对这种感染作用的恐惧，他才对文艺采取敌视态度。尽管如此，柏拉图对诗歌、音乐、戏剧的艺术魅力和社会功能的深刻认识对西方文艺理论的发展依然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
在中国先秦，也有两派否定文艺存在价值的学说，一是道家，二是墨家。但与柏拉图不同的是，道家否定文艺是由于他们否定一切人为的文明，他们把这种否定当作实现社会理想——恢复原始自然状态的先决条件。墨家也与柏拉图—样，对文艺的审美功能有清醒认识，但与柏拉图不同的是，墨家否定文艺乃因其缺乏实用价值：它不能满足老百姓衣食住行的物质需求。柏拉图有些地方与孔子倒是极为相近，孔子因“郑声**”——即“郑声”更能给人的感官以愉快，而主张“放郑声”，又因“诗”中有许多毫无节制地宣泄情感的作品而删诗，并称赞保留下来的“诗三百”，为“思无邪”。柏拉图也认为诗歌给人以快感、诉诸人的情感，因而破坏人的理智，并说：“快感是最大的骗子。”[1]孔子与柏拉图都是理性主义者，对过分的情感表现都表示反感，但二者又有极大不同，孔子以诗乐作为个体道德修养的主要手段（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并将人的个体道德修养看作是实现其社会理想的入门功夫，这样，孔子实际就将诗乐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起来了。柏拉图虽也认识到文艺对个体的巨大感染作用，但却把这种感染作用与其社会理想对立起来，将情感与理性对立起来，从而割裂了文艺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