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戏剧应该“剥去舞台表演因素材而制造的轰动性”。因此，相较于一个新的故事情节，一个已知的情节对叙事戏剧的贡献可能更大。布莱希特经常问自己，叙事戏剧所表现的事件经过是否必须得是众所周知的。它与故事情节的关系，就好比芭蕾大师与其女学生之间的关系；他的首要任务在于，最大限度地放松她的各个关节。（事实上，中国戏剧真就是这么做的。布莱希特在《中国的第四道墙》［”The Fourth Wall of China“］[Life and Letters To-day，Vol. XV，No.，6，1936］中道出了，他的哪些想法是得益于中国戏剧的。）如果说叙事戏剧应该寻求的是众所周知的事件，“那么，历史进程便是最恰当的素材”。叙事戏剧凭借其表演方式、宣传画和解说词延伸了这些进程，它这么做的目的在于去除这些事件所具有的轰动性。
就这样，布莱希特将伽利雷（Galilei）的一生选作了自己最后一部剧的表现对象。布莱希特首先将伽利雷刻画成一位伟大的导师。他不仅教给了我们一门新的物理学，并且他的教授方式也是全新的。在他手中，实验不仅仅是一门科学，同时也是一门教育学。这出剧的重点并不在于伽利雷对其研究结果的撤销和收回。[31]其中真正的叙事性事件，在剧中倒数第二个场景的解说词中得到了体现：“1633—1643。作为宗教法庭的阶下之囚，伽利雷直到去世都一直在继续进行自己的科学研究。他成功地将其主要成果偷运出了意大利。”
这出剧用完全有别于悲剧的方式与时间进程结成了同盟。张力并非只存在于结果中，而是分布在零零散散的事件中，正因如此，这出剧才得以跨越最大的时间段。（以往的宗教神秘剧亦是如此。而《俄狄浦斯》［”?dipus“］或《野鸭》［”Wildente“］[32]的戏剧学则构成了叙事戏剧学的对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