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古典戏剧舞台上尚未演完的场景中，贵族可以就座于演员当中摆放的靠背软椅之上。这在我们看来不太得体。根据我们所熟知的“戏剧性”（”Dramatische“）这一概念，为舞台表演过程配备一个与演出无关的第三者来充当冷静的观察者和“思考者”，这同样也是不恰当的做法。而布莱希特脑中却反复浮现出诸如此类的场景。我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认为，布莱希特曾尝试使思考者，或者说使智者成为戏剧主角本身。正因如此，我们可以将他的戏剧视为叙事性的。其中最大胆的尝试便体现在这种戏剧对包装工加里·盖伊这个人物的塑造上。《男人即士兵》中的主角加里·盖伊不是别的，他正是各种矛盾对立得以展现的完美场所，而我们的社会则正是由这些矛盾对立构成的。或许在布莱希特看来，让智者成为体现矛盾辩证法的完美场所，这种做法一点也不冒失。不论怎么说加里·盖伊都是位智者。而早在柏拉图那里，最崇高的人——智者——的非戏剧性便已被认清了。在他的对话录中，他将智者引到戏剧的边缘——在《斐多》（”Ph?don“）中则将他引到了耶稣受难剧的边缘。就如我们在基督教早期的神学家们笔下所读到的那样，中世纪的救世主（耶稣）同时也是智者的代言人，他可谓非悲剧性主角的典范。然而，西方世俗剧从未停止过对非悲剧性主角的寻觅。不同于世俗戏剧的理论家们，世俗戏剧不断用新的方式与悲剧的本初形态——希腊悲剧——形成鲜明对比。在中世纪，这条重要但却并不突出的道路（在此，这条道路所代表的是一个传统）延伸而途径了霍罗斯维塔和宗教神秘剧；在巴洛克时期，它途径了格吕菲乌斯和卡尔德隆（Calderon）[33]。它后来出现在了棱茨和格拉贝作品中，并最后延伸至斯特林堡作品中。莎士比亚的戏剧场景像巨大的纪念碑一样矗立在这条道旁，而歌德凭的第二部《浮士德》也走在了这条道上。这是一条欧洲之路，同时也是一条德意志式的道路。也就是说，若我们在此能将它称作一条道路，而非一条用于走私的隐秘小径的话。中世纪和巴洛克戏剧的遗愿正是循着这条小径才来到我们近前的。现如今，这条羊肠小道——不论它多么荒芜或杂草丛生——在布莱希特的戏剧中显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