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让我简单对江右吉安府、南中宁国府以及浙中地区阳明讲会活动的差异做一简短比较。不过在比较之前，必须再次思考史料限制的问题。导言中已说及本书对阳明讲会活动在三个地区的研究，主要只能依靠方志所提供较概括性的史料，并辅以学者个人文集中较仔细但也较零散的史料，来拼凑出三地阳明讲会史的概况，以及这样的研究必然受到史料性质限制的问题。在经过这三章讲会史的描述，我们会发现某些地方志对于该地阳明学者的记录较仔细，甚至布衣学者的讲学活动都有记录，像宁国府的太平县就有不少布衣讲学者以及地方家族支持的讲会记录，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金华的《永康县志》和《东阳县志》内，但其他各县的方志则均较少记录布衣讲学者的踪迹。到底这种差异的情形告诉我们什么信息？我们真的可以认为太平县、永康县、东阳县中布衣学者比较活跃于讲学活动，其他地区都没有类似的情形吗？
如果我们以进士总人数作为一地学术文化竞争力的指标，以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总进士数为例：
表1 嘉庆、隆庆、万历三朝进士人数
宁国府的太平县只产生9名进士，而金华的永康县19名，东阳县22名，相较于吉安府的安福（72名）、庐陵（57名）、吉水（37名），或宁国的宣城县（41名），或绍兴的余姚（194名）、会稽县（72名）、山阴县（112名）（表1），我们会发现太平、永康、东阳三县都属于学术文化竞争力较弱的区域。
因此上述的现象很可能反映的是：在学术精华区内学术主张较多元、重要学者辈出，只有非常杰出的学者才能获得地方历史的书写。例如，我们发现《吉安府志》对布衣讲学与地方小讲会的记载均不多，府志的编者在凡例中说明他们碍于篇幅，大幅删减旧志入传的人数，只能选择声闻甚隆、行为古蹈者入传；相对的，在文化学术水平较低的地区，许多布衣学者的姓名与活动较有机会获得书写，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家族确实足以代表当地的学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