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观察浙江省的方志资料，我们可以发现阳明学风其实在浙东和浙中一带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以学者总人数而言，浙江绝对是不可轻忽的一股学术势力，然而浙江乃人文荟萃之地，学术内容向来多元丰富，人才辈出，因此阳明学并不能垄断此地的学术风尚，也无法在此长期地形成有力的讲学中心。从地域的分布言，阳明讲会活动主要集中在绍兴、金华、衢州三府之内；以时序推移而论，16世纪10年代到40年代初期，绍兴因王阳明亲身讲学倡导，后又因天真书院的成立，是最兴盛的时期，同时期除了天真书院的讲学中心，金华有应典和卢可久等人倡导的五峰书院讲学中心，衢州府则分别有西安县在衢麓讲舍内的讲会、龙游县的水南会、江山县在东溪讲舍内的讲会，这些讲会彼此互相呼应，共同写下浙江阳明讲会最辉煌的一页历史。
虽然天真书院在16世纪50年代以及70年代均有扩建修复的工程，但已丧失讲学的生命力，无法进一步推展阳明学术活动，尤其当王阳明重要弟子王畿于1583年逝世后，浙江一地讲学更顿时失去精神的倚靠，直到周汝登于16世纪90年代再度倡导讲学活动，情况才有变化。晚明浙江讲学中心自然还是以绍兴府为主，因为衢州府内的讲学活动几乎都无法持续到晚明，金华五峰书院的讲学活动，在一群布衣学者与地方家族的支持下，虽然能够持续传承数代，讲会不辍，但号召力与影响力则无法与周汝登、陶望龄等名儒主盟的讲会相提并论。从周汝登以降，直到刘宗周证人会在明亡前的活动，甚至到证人会在清初的复会以及明显的学术转变，则又是浙东讲学历史另一波重要的**与转折，其间许多重要议题，实在不是本书可以涵括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