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了阳明学者运用当时盛行的道统观以宣称良知学为颜子之传，以及其争正统的目的之后，我们也许该问他们的目的是否圆满达成？或者从明代的学术现象看来，“颜子”这个圣学象征又展现何种意义？对于第一个问题，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也是否定的。第二个问题却让我们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让我从第二个问题说起，虽然黄进兴论到从宋代以降，至元朝“改赐孟子为‘亚圣’、颜子为‘复圣’，颜、孟易位，大势底定。从此，‘孔孟’并称，主导后世儒学之发展，迄今未改”。[72]但是在明代，不仅阳明学者乐谈“孔颜”之学，颜子之学作为圣学的象征更是学者思索、诠释、追寻的对象。除了前文已提及张星所撰的《颜子绎》和徐达左编、高阳删补的《颜子鼎编》都是倾心阳明心学的学者着力于阐发颜子之学的著作以外，从胡直在《困学记》中表明自己对于朱子学和阳明学的质疑以及自得之学时，我们也看见他主要思索的对象乃孔颜之学的真义。他对朱子学的质疑包括：
先儒所谓穷理，则专以多闻多见为事，以读书为功，然孔子则尝以多闻多见为知之次，今乃独举其次者语颜子，而其所语曾子、子贡一贯之旨，颜子不得与焉，何其厚曾子、子贡而薄颜子也？恐亦不然。况其对哀公并不言颜子闻见之多，读书之富，惟独称曰：“不迁怒，不贰过”，以此为好学之实而已。则颜子之所学者可知，而博文亦必有在矣。[73]
胡直质疑朱子因为重视闻见读书为穷理之功而不能适当称举颜子之德，以及其多阐发曾子一贯之旨为圣学真谛而忽略颜子之学的倾向。胡直对阳明学也有质疑：“今之语良知者，皆不免涉于重内轻外，其言亦专在内，不知夫子言礼而不言理者，正恐人专求之内耳。是近儒之训，亦似于孔、颜宗旨未悉。”仍是以孔子告颜子“克己复礼”为思索的重心，认为阳明学有重内心而轻外物之倾向，矫朱学太过，亦陷入偏差。[74]从胡直对朱子学和阳明学的思索质疑中，我们发觉“孔颜之学”是他思索圣学的一个重点，他自己也说：“予既有是疑，因日夜默求孔颜宗旨”，[75]而且也有了自己的心得。这个例子让我们看见一个明代儒者如何以追求孔颜宗旨为圣学标的的求学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