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和弟子们型塑“颜子之学”为不重读书著述而重心悟的特色，并以此作为圣学的象征，且宣称良知之学乃承继颜子的千古绝学。这个宣称在观念上既是承继了宋代以来，尤其是朱熹建构的道统观，却又明显地欲取朱子的地位而代之，与朱子学争正统地位的意图相当明显。从学术的发展史看来，配合主流的概念是学说发展十分重要的过程，因为只有因应配合一些普遍被接受的概念，与主导的思潮在某个程度上调和、在有共识的基础上进行对话，才可能有效地推展一新的学说或改变既有的概念。毕竟人的观念相当程度地受限于当代的普遍共识，超越性不可能太大，在铺衍、传达一新观念时，也必须奠基于许多不受质疑的共识上。而阳明学者在运用道统观为自己学说和学派定位的过程即是如此，虽然在道统传承的内容上，他们试图取代朱子学，为阳明学开拓一崇高的学术领域，但是在观念和语言上，却几乎完全承袭自北宋以来即受重视的道统观，亦即在承认圣学传承及其正统权威的前提下，试图以自己学说赋予道统和儒学正统新的意涵。而且，因着阳明学者争正统的举动，道统和学承的观念不但未消失，反而随之而高涨，黄进兴便指出，树立学承的风尚源于阳明学派的兴起，也是陆王与程朱学者角力的一个面向，从王阳明时代起，许多叙述宗派源流、塑造传道正统的书籍大量问世。[64]
这里所谓争取正统主要指获得当时学术宗主地位与官方的正式认可，虽然学者个人可能真切地相信他们的宣称，亦即王阳明及其他服膺良知学的学者可能真切相信：良知学就是圣学的主要内涵，是直接千古圣学道统血脉的精髓。因而他们在宣称良知学乃颜子之传时，可能确实触及了一种主观对真理的认识和信念，这也使得他们的宣告在某一层次上，带有个人信仰的纯度，超越了纯粹学派竞争的政治性。但是，无论个人的信仰纯度如何，也无论个人在宣告其信仰时是否掺杂其他的意图，宣告的本身即赋有社会历史意涵，也免不了涉入学术政治的争辩。王阳明提出良知学，在当时学术界立即引发质疑，王畿云：“先师忧悯后学，将此两字（良知）信手拈出，乃是千圣绝学，世儒不自省悟，反哄然指以为异学而非之”；“先师一生苦心将良知两字信手拈出，直是承接尧舜孔颜命脉……世儒不此之察，顾一倡群和，哄然指以为禅”。[65]而阳明学者在致当时学者问辩的书信中，积极强调良知学即颜子之学、为圣学宗传，就是试图在当时纷纷质疑的学界中为阳明良知学争取儒学正统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