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已论及阳明学讲会肇始于王阳明晚年时期，盛行于嘉靖年间，不仅是促进阳明学派建构和发展的重要学术活动，也与晚明文人结社、作会等普遍文人社交活动密切相关。晚明地方社会中存在着许多士人组成的定期性讲会组织，会中进行着祭祀、歌诗、静坐、默想、论学、散步、省过等注重身体力行的各式活动，不仅讲授、实践、传播阳明学，也联络地方精英。这类具地方草根性的讲会也同时塑造了像王畿、钱德洪等周游各地讲学的新名师风范，又因为地缘关系，讲会成员对地方公共建设与教育风俗也有重大的影响，许多讲会都是书院建构的前身，讲学和书院兴建的过程也多有地方官员和乡绅的主导和资助。因此就某一意义而言，阳明讲会不仅是学术性活动，更直接参与了地方公共事务与政治的活动。而阳明学师友结集热络讲学的现象也被学者称为是历史上重视师友之道的难得盛世，罗洪先曾言：“孔孟之后千余年而有濂洛，濂洛之兴，师友之道一光矣，及其衰也，数百年而有阳明王先生，先生之门，师其学者几数千人。”[7]阳明学之所以能够快速地在数千人之中传播流衍，主要便是靠着各地的同志讲会。
讲会既是地方社会中一种属于家族血缘外的社团活动，而讲会成立的目的又在借志同道合的朋友切磋问学以进德修业，因此朋友之伦对其组织存在的正当性自然格外重要，这一点也确实屡屡为学者所强调。而在实际的生活里，同志讲会所提供的师友连属的情形又如何呢？本章将从三点来讨论讲会对于学者的意义，以及热衷讲学的学者们在追求师友的理想驱动下的某种生活形态。
（一）精神的倚靠
周冲（1485—1532）写给王阳明的书信中有一段描述他对朋友相聚讲习的倚赖：“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讲，便觉微弱，遇事便会困，亦时会忘”；[8]罗洪先在回给王畿的信中也说道：“弟赖诸公初有知识，居今之世，孤陋独立，固知其不可，故旬日不见友人，则皇皇不自宁，有以诸公片言至即倒履走奉。”[9]这两段话都表达了一种不能与朋友相聚讲学的极度失望之情，描述一种惶惶然若有所失、不能集中精力、不得安宁的心理状况。如此强烈地表达对朋友依赖的心理，究其原因，应不只是他们在理论上意识到朋友之于修身成德的重要而已，而是反映了他们长期优游涵泳于师友间教学相长的实际生活经验，以及在失去这种学习环境后的惆怅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