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取径，研究有明一代最重要的学术运动——阳明学——之兴衰。除了循时序描述阳明学派的建构、后续发展和地方讲会历史外，探讨的内容从学者个人思想内涵、议题论辩、学派内部差异、学者个人乃至群体的行动及其政治意涵，到明代教育与科举制度所衍生的士人群体在社会结构上的变化，及相关社会现象等。所涵括的向度，从个人内心世界延展到政治社会层面，乃试图将阳明学置放在明代文化脉络中进行研讨。全书触及的议题包括：阳明学作为一种私学，它与朝廷官方及程朱官学间的权力关系；阳明学赖以传播的社会组织——讲会，在性质与实际运作上，如何关涉着明代士人群体乃至地方社会中的政治与文化；阳明讲会活动在吉安府、宁国府与浙中三地区的发展历史，及所呈现出的地域性差异；阳明学者如何在道统框架内界定其学术的正统性；讲会这种结集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织与学者们对朋友之伦的论述之间的呼应关系；以及晚明江左和江右地区，文化与讲学风尚的差异与对话。就一本书而言，这样的内容并不算疏漏寡少，而且我认为它对于我们在理解明代阳明学术思想与士人生活实践是有贡献的。
然而，我在导言中已经谈及，本书并没有提出任何对明清之际学术与文化变迁、中国近代化历程，乃至晚明普遍文化的宏观论述。本书对阳明学的研究，虽然尝试联系明代社会和政治情况进行讨论，然锁定阳明学士人社群为研究对象，在选题上已有限定，所观察、分析的议题，亦自然有社会层级和地域的限定。而且虽然我们知道，讲会活动的主要成员是地方生员，但就史料而言，这批属于中下阶层士人的生员群体，所能留下的史料毕竟很少，本书所能赖以建构的历史图象，仍主要来自著名学者的书写文字。更何况史料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有其特殊历史，本书并无法针对每一笔史料的生产过程，进行精细的爬梳工作。若再考虑作者在进行文本分析和书写时，复杂且游移多变的过程，不仅此书许多论述脱离不了我个人的“一偏之见”，甚至只能说反映了我个人试图在阅读、学习的人生经验中，捕捉某些意义的片段罢了。而本书所触及的问题，我也尝试在前面各章节中提出一些看法，导言中又已摘述了全书各章的论点，本已无什么新鲜话题值得在此赘述。然而为了给书一种首尾兼顾的形式对称，也为了书写者和阅读者进一步的共同思索，我尝试再就本书所触及的议题略作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