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主要透过考查晚明江右深具代表和影响力的理学家——王时槐、刘元卿——的言论与行为，讨论晚明江右学者的地域认同，以及他们诠释、建构传统的做法；晚明江右阳明讲学的特殊风格。以上两部分的讨论均着重强调在“晚明”这个特殊时间分期中，江南与江右文化风俗，以及理学内部江右与江左学派之间激**对话的过程。亦即，从文化竞争与自我认同的角度，探讨晚明江右阳明学在当时整体学界中的位置与发言。
在第一部分中，我们说明当晚明江南因经济和政治实力，成为全国文化流行的中心时，江右士人感受到不断被边缘化的危机，却又似乎完全使不上力以逆转这种下滑的趋势。然而在这种危机感的驱动下，他们必须重新为自己寻找定位、凝聚认同。王时槐、刘元卿等著名的江右讲学者，一方面投入地方志的编纂工作，透过对吉安文化传统的诠释，他们发现了，质醇的民风、忠臣气节、阳明理学是吉安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也是他们最足以抗拒江左颓靡文化入侵的资产。另一方面，他们更是竭力地投入倡导地方讲会活动，以行动和学术思想，来传承并开创属于江右淳正的学术风貌。他们重复诉说着前辈们齐聚青原的盛况、仿效着过去月复一月或季复一季的讲会活动，透过言语、文字和行动来诠释传统，也因此发扬传统。就某个意义而言，16世纪40—50年代江右邹守益、聂豹、罗洪先等学者讲学的事件，实在是通过晚明学者们的记忆召唤与书写，才更清晰地显出其重要的历史面貌。
第二部分则从三点来说明晚明江右讲学的重要风格：长期静修以明性的工夫进程、重视礼法与肯认名实关系、静肃的讲会氛围。这三点分别呼应着他们对晚明江左学风的批判：即所谓“崇妙悟而略躬行、崇虚寂而蔑礼法、多虚谈而鲜实行。”江右学者在工夫实践方面，是以一种长期向内静修的方式为基调，这既是对王畿和泰州学者“自自然然”“无工夫之工夫”论的一种纠正，也是他们确实实践后所领悟的心得。虽然这种静修的倾向不免招致近禅的讥评，不过因为江右学者对礼法规范、品格操守的坚持，不仅普遍获得士大夫的赞赏，也使他们能免于受到过激的批评。而呼应着对王畿和泰州之教导致“败坏礼法纲纪”的批判，江右学者则十分强调礼法规范的重要性，并且重申名实之间的关联，认为名节是道的樊篱，不容任何人以“不好名”“断名根”为口实而混乱道德表述。最后，我们则从晚明江右的一些讲会会规中，看到一种格外强调静肃自修、压抑言说、减少人与人之间互动的特色，这种强调也改变了早期阳明讲会所标榜的“互相规过”的直谅作风。此种静肃的风格，呼应着他们对当时江左学风“多虚谈而少实行”的批判，但却非只在表面行径上欲求区分或改革的做法而已，更与学者们之工夫实践与思想内涵紧密相关，是在当时学风刺激下，反思与实践的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