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江右与江左两地的文化存在着不同的面貌，到底江右阳明讲学的特殊风格为何？学者们所强调的讲学重点，与当时江左讲学风尚间存在怎样的关系？本节主要想讨论这些问题。正如上节所述，讨论晚明江右士人的地域认同以及他们对传统的诠释时，必须考虑当时江左文化的冲击，同样的，要谈晚明江右阳明学风，也必须将之置放在与越中学派和泰州学派相对立和对话的角度下思考。
从聂豹、罗洪先开始，江右理学家就不断地对阳明学派内部不同的良知诠释与讲学风格进行反省，聂豹和罗洪先主要针对的是浙中阳明学领袖王畿的学说，到了晚明，批判的矛头更指向一股所谓“崇妙悟而略躬行、崇虚寂而蔑礼法、多虚谈而鲜实行”的学术风尚，主要的对象就是深受禅学影响的浙中讲学，以及加入李贽因素后的泰州讲学。当然针对王畿和泰州等讲学的批判，并不仅限于江右学者，许多江南士人也发出严重批判，例如，浙中的黄绾、张元忭、王叔果（1516—1588）都有严正批评，[41]显示江左学风本身的多元歧义性，但下文我们只着墨于江右讲学者的批判。
（一）江右学者的批判
让我们先来看，16世纪40-50年代江右学者批判的历史脉络，当时最重要的辩论是环绕着王畿“现成良知”论展开的。王畿的“现成良知”强调良知的圆满具足、不假修为，因此也是一切工夫的根源所在，从人能（应）把握此完美良知的角度看，其他任何的工夫和修为均是次要的。王畿这种看法并非不重视工夫，只是反对执着任何特定程序的工夫模式，强调随时随地、动静一如的工夫观。这种看法引发许多争议，其中以江右的聂豹和罗洪先的批判最具代表性。
聂豹以为王畿学说的主要错误在于“以知觉为良知”，将情识冒认作良知，所主张的“以不学不虑为工夫”也将造成重大流弊。他指出：“浅陋者恣情玩意，拘迫者病己而稿苗，入高虚者遗弃简旷，以耘为无益而舍之。是三人者，猖狂荒谬，其受病不同，而失之于外一也。”[42]亦即认为所造成的弊端，虽因个人资质个性有所不同，但归根的病源则是，误认已发的知觉为良知本体，而忽略真正涵养内在的良知本体，所谓“失之于外”。为了矫王畿“现成良知”之流弊，也因为得自他长期自修工夫的验证和把握，聂豹大约在1548年，提出他的归寂说，[43]他的主要观点是：“良知本寂，感于物而后有知，知其发也，不可遂以知发为良知而忘其发之所自也。”意指良知是不睹不闻、廓然大公的寂体，是未发之中，而不是感物后所产生的知觉。基于此，他认为学问之道在于主乎内之寂然者，就是归复于本寂的良知本体，唯有此才能达到感无不通、外无不该、动无不制、天下之能事毕的境界，绝不是任随良知的发用而行。[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