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23日
纽约艺术学院
纽约市
我在康涅狄格大学政治学系读本科，后到塔夫斯大学佛莱奇国际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也许因为我的职业生涯和佛莱奇的培养项目不相关，多年未和母校联络。有一次，他们请我给纽约的佛莱奇校友讲讲我对艺术和外交的看法。这次讲话的内容也包括我每年秋季教授“美国社会和艺术”这门研究生课程准备的调研资料。这是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主要战斗结束后做的演讲。
20友0 2们年讲八讲月文，化我外接交到。佛由莱于奇我学对院历的史邀和请艺，术让研我究给的在兴纽趣约，的使校我对这个题目考虑多年。我对此话题的热情日益增长，而后顿悟到，战争期间和战后动乱时期，是无法讨论文化和政治的。在我继续琢磨这一话题时，想到了马克·吐温对瓦格纳音乐的评价：“并不像听起来那么糟。”
密尔顿·库明斯最近写到：“‘文化外交’这一概念是指与其他国家和人民之间在文化各个方面的切磋、想法、信息和艺术上的交流。”[1]
在美国创建的早期，约翰·亚当斯就国家优先顺序曾写下名句，“他必须研究政治和战争，他的孩子们才能学习数学和哲学，之后他的子孙们才可以学习绘画、诗歌、音乐和建筑。”然而，他在新英格兰坚韧的成长过程使他对“过于看重美术会令人联想到过分奢侈……（会腐朽）新成立的美国社会公民”表示忧虑。[2]
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最初把文化和外交有组织地结合起来，以应对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支持纳粹德国的倡议。
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文化外交的作用是由佛莱奇学院的迪安·埃德蒙·格利恩创意的。他把公共外交描述为“一个国家的媒体和其他非政府、私立机构与另一个国家的同等机构互动交流，这类跨国境对政策形成和外交事务的影响过程”[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