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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机飞临南昌机场时，在倾斜的机翼下，我看到了红黄相间的田块。黄的应当是油菜花。直到更接近地面，我才看清了，红的是泥土。在这一刻，我有隐约的激动，因为我知道，我正在接近我的故事发生的地方。此后的一周里，我一再看到红土地，看到赭色的山壁。我的江右印象，就由这红与浓绿涂染而成。
动身来这里之前，我对于明清之际一个被称作“易堂”的群体发生了兴趣，读了其中人物的文集。这些今天已乏人问津的文集向我讲述的，首先是一个个关于友情的故事，与此线索平行或交叉的，另有关于兄弟、夫妇、师弟等等的故事。我当然明白，无论朋友的还是兄弟的故事，都已然古老，却仍然认为，我的这些发生在动**时世的故事，当由一些鲜明生动的个性演绎时，与平世的同类故事势必有所不同。我将由南昌再度启程，向距这里数百公里的赣南山中寻访那些生活在三百多年前的人物，在这省城不过稍事停留。
行前我就由文献中得知，南昌地处“百粤上游”，为“三楚重辅”，在本书所写的那时代，被由军事的角度，视为“咽喉之地”（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四）。元末群雄逐鹿，鄱阳湖曾有过激战。二百余年后，明清易代之际，南昌几乎成了炼狱。其时客居江淮的王猷定（于一），听家乡来人说，南昌的东湖“蓬蒿十里，白昼多鬼哭”（《东湖二仲诗序》，《四照堂集》卷二）。施闰章也曾慨叹道：“流血一何多，江水为之深。”（《同门李东园按察豫章乱后感寄》，《施愚山集》诗集卷一二）
抵达南昌的次日，我就走了东、西湖。两湖自然经了整修，西湖有鸟市，东湖则到处可见神态悠然的退休者。我突然想到，这些公园中休闲的老人，其先辈是否就是那次劫难的孑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