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英华教授逝世了，可我总觉得他还活着。我相信，一个以他的言语与行动去殉他的事业的人是不会死的。是的，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凝聚着他毕生的心血，他的华章创造了自己的生平，他的文字，留下了他的足印，他在人们的心目中，早已铸就了一座不朽的学术丰碑。
余生也晚，我与谭先生相识是在1984年。是年8月，在成都四川大学召开了西方史学史教材编写会议，谭教授以主办者的身份，成功地举办了这次会议。此后十多年间，他视我为朋友与同行，我把他当作我的前辈与老师。
谭先生患病多年矣，无时不在牵动着我的情怀。今年2月，农历春节前夕，我特地叫我的一位研究生晓群从上海到成都登门去探访他，并转致我的问候。我的学生回来说：教授思维清楚，言谈甚健，只是行动不便而已。我暗自庆幸：先生又度过了一个严冬，等到春暖花开的日子，大概又可坐在轮椅上出外赏花了。但万万没有想到，却在3月12日接到了他于10日逝世的唁电。蓦地，惊愕、悲痛与思念之情交织在一起，久久地难以平静。这里追记在1985年这一年中，我与谭先生三次会见的情景，以寄托我的哀思，领略他的长者风范与学术贡献，并企望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在1985年的进展。
一
3月，北京。
3月初，首都的气候依然寒冷，风也很大，街上行人多是清一色的冬装，但在民族饭店的会议室里，好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原来，由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倡议并主持召开的中外史学史座谈会正在这里举行。
3日上午，全体会议。“当前，思想文化界的极左思潮正在清除，面向世界的原则日益受到重视，中外文化交流趋向频繁，信息传播愈益便捷。这一切为我们的学术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展望未来，前景令人鼓舞。”全场屏静，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报告者。看来，他的开场白归纳得体，条理清晰，一下就抓住了与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