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月。
连日阴雨间隔，使隆冬时节的上海，更显湿冷难耐了。一天上午，也是阴雨霏霏的日子，我步出家门，顿觉寒意袭人，不由快步穿越狭长的小区，沿一条僻静的小路，转弯朝北，径直向邮局走去。
学校已放寒假了，校门西侧的邮局，一改往日的喧闹与嘈杂，门可罗雀。我很快地取回了一个纸箱邮包，那里面存放着本源先生的压卷大作《历史学理论·方法论》的手稿，拎在手上感觉沉甸甸的，分量很重，很重。我之所以不堪重负，主要不是体力的承重而是精神的负担，先生嘱我为他的书写序，在发怵与惊恐之后，我清醒地意识到了一份责任，一份前贤给后代的历史嘱托，在那里需要学术链条的赓继，更需要精神传统的衔接；又分明感受到了一种情怀，一种长辈给晚辈的精神乳汁，在那里有太多的挚爱，太多的期盼……
我正这么想着，不觉思绪一下把我带回到上个世纪40年代末。
1949年，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进程而言，这的确不是一个普通的年份。对于本源先生个人来说，更是他的人生重大转折的开始。
那是一个“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年代。是年4月，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远在大洋彼岸留学的本源先生闻讯，欢欣鼓舞，随即毅然作出决定，中辍学习，返回祖国，投身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中。
新生的共和国的前进步伐，像飞速转动的车轮一样，带动了祖国的各行各业，也带动了已任西安师范学院（即现在的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的本源先生。从那时开始，本源先生即以历史学理论与方法论作为自己毕生的主攻方向，并很快地在中国古史研究的实践中得到了运用。于是，他的思考与识见像一条流畅的河，源源不断地从历史深处流入到读者的心田。1956年，《历史研究》第6期刊出了本源先生的长篇论文《论殷代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本源先生这样写道：